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有何关系

【摘要】文章诠释了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冲突，分析了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两者的差异与特点：权力政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理论，而伦理政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理论;以权力政治观起到了一种工具导向的作用，而以伦理政治观起到的是价值导向的作用;权力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而伦理政治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观;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对抗是手段与目的的对抗。无论是伦理政治还是权力政治，都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和伦理道德都是政治内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探讨两者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平衡两者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占比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

　　【关键词】权力政治;伦理政治;关系

　　一、冲突的产生

　　权力政治是将政治看作是权力的获得、保持和运用，有时候甚至暗含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谋略。相反，伦理政治把政治看作是对正义和善的追求。区分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的目的主要是凸显政治本身所内含的分化与矛盾冲突，加深对政治的内涵的横向了解。纵观中西政治思想的流变历程，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的矛盾最初是不存在的。柏拉图的巨著《理想国》中即提出理想的国家应是正义的国家，政治的本质在于公正，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实现至善。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认为统治者自己从伦理道德上就要做子民的楷模。彼时中西方文化主流均是从伦理上来定义和解释政治，因此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没有产生激烈的冲突。政治先哲们之所以倾向于从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无非是基于这样一种洞见：在未找到一种较好的权力制约方式之前，寄希望于权力持有者的自律，用内在精神力量来抑制权力走向腐败。但这种政治观本身即蕴含着风险：首先，这种伦理政治无法整齐划一的勾勒出它的外在轮廓，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无法达成普世性的道德共识;其次，靠自律来规避权力使用的风险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尽管如此，在那种文明欠发达的时代，把政治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也是一种进步。真正打破伦理政治的主流领导要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生活时期的意大利正经历着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意大利，政治上却是截然相反的面貌。当时意大利半岛被五大势力割据，战火连连;各掌权者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公民道德堕落，社会风气腐朽不堪。马基雅维利深切体会到了国与国交往的不对等关系，强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刻挤压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生存空间，使他不得不反思造成意大利分裂和弱小的原因所在，《君主论》正是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反思的成果。《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写给时任意大利统治者的谏言书，从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再到君主自身形象的塑造等方面一一阐述了马基雅维利的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在从政期间深刻领悟到了“实际做什么”不等同于“应该做什么”。“一个人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美德的标准，那么当他置身于那些邪恶的人当中，很快就会遭到毁灭。”[2]尤其是那么身处困境的君主国的君主“如果不施恶行国家就难以拯救的话，君主不必为这些恶行招致非议而忐忑不安。”[3]其次，由于人固有的自利性、短视性、多变性等弱点，马基雅维利认为“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4]明智的君主必须兼具狮子与狐狸的特性，“是一只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5]同时君主在统治的过程中，为了不遭致民众的仇视，施恩布惠应当细水长流而加害于人应当一次完成。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的目的是权力，在“目的决定手段正当”的价值观下，夺取和保存权力只是一种手段，只要目的正确，手段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马基雅维利基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摆脱了纯思辨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把它从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君主论》的问世导致了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分庭抗礼的局面。

　　二、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两者的差异与特点

　　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作为政治的两大分支与研究路径，各有什么特点，两者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一，权力政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理论，而伦理政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理论。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从嗷嗷待哺只知索取的婴儿至勾心斗角、趋利避害的成人，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正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因为爱戴是出于自身的卑微，是由义务的纽带维系着的。然而由于人性的弱点，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却由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永远维系着，因此就难以失去其功效，长久地发挥着作用。”[6]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后天的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努力使邪恶的人们走向正义之道。相反，伦理政治的逻辑起点是性善论。孟子曾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7]人天生就是向善的，从道德约束等途经来规范权力的实施，使政治生活合乎伦理的要求，也是可行的。其二，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观起到了一种工具导向的作用，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政治观起到的是价值导向的作用。马基雅维利立足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结合十几年的从政经验分析得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而非道德。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并非等同道德，而是高于道德，并指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问题，它是一种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工具，只要目的正确就不应把手段束缚在形而上学的道德条文之内。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政治观带有更多先验性理论的特点，先是预设一种伦理道德范式的框架，然后再根据这个框架来规范和评判现实政治生活，目的是为了使政治生活合乎道义的标准。其三，权力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而伦理政治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观。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认为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一样也存在成本——收益分析，政治人也有着经济人的特性，以个人为中心，以利己为目的。理想主义则认为人性本善，至少可以通过后天教化休养来达到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性和利益不可调和，是一种以“权力”或者“利益”为核心的政治观，而理想主义把“道义”和“民主”置于首要地位。现实主义奉行实证原则，倾向于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而理想主义强调世界“应该怎么做”，预先设定一种先验性原理，并根据这种原理来改造世界。权力政治作为现实主义政治观的一种，强调社会的实然状态，主张应对实际情况来设定相应的对策。而伦理政治强调社会的应然状态，并且更注重从价值层面来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优劣。其四，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对抗是手段与目的的对抗。权力政治始终是以政权为核心来开展活动的，通过夺取权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国际格局中，拥有较强权力资源的行为体与拥有较弱权力资源的行为体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不对等的相互依赖关系，“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这种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而言，该行为体方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8]而拥有较强权力资源的行为体在博弈中往往也占据优势，从而获得占比份额更大的资源分配。权力政治的核心即政治权力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用于影响资源分配的手段和工具。相比权力政治，伦理政治更多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使政治输入至政治输出整个过程都合乎善的要求。从伦理政治是为了构建一个价值崇高的社会这一角度而言，本身就成为了目的。

　　三、权力政治与伦理政治两者的优势与不足

　　无论是伦理政治还是权力政治，都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而为了保证种族的可续繁衍，需要一位身体素质强大的人担当族群首领。虽然这是一种简单的生物性需要，但却孕育了政治的起源。随之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生产工具的改造和演化，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剩余产品的产生加之私有制的出现使阶级分化成为可能。拥有较多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阶级为了控制拥有较少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阶级，创立暴力机关以有效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但是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权力的集中必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为了保证统治的良好维系，对权力持有者必然有所约束。由于政治的集权特性使得法律的实施存在很大局限性，所以古代通常是把道德约束放置首要地位。即为何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表达了统治者只能由道德高尚的哲学家担任的美好愿望，这样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这个国家是实行善治的国家。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宣告了中世纪西方神学政治的终结，也促进了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权力政治观的出现适应了因生产力发展，新兴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迫切需要。伦理政治与权力政治两者理论的逻辑起点都是人性的问题。然而人性好坏经过先哲们几千年的辩论还是未能达成共识，因为“评价者总是从自身的需要或信仰的尺度出发来看待客体对自身或对其他主体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对同一客体属性所具有的价值的评价会由于主体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和不同。”[9]基于这种不可验证的原理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伦理政治的理想主义特点也受到了相应的抨击。爱德华•卡尔认为：“理想主义患了六方面的弊病：(1)以‘shouldbe’替代‘tobe’，有激情无实际;(2)过分地从伦理和道德看世界，将道德绝对化;(3)过分地强调利益和谐，忽视利益冲突;(4)忽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作用;(5)过分地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并非万能;(6)世界政府是世界未来不可实现的一种“乌托邦”。”[10]虽然卡尔指摘理想主义的论据过于偏激，但不乏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伦理政治把政治等同于道德，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下来预设政治的结果，评判政治的好坏也已落入了道德乌托邦和道德绝对主义的陷阱。道德乌托邦和道德绝对主义认为存在绝对的善恶标准，并且不同文化、不同道德标准之间是可通约的。然而善恶的评价和判断是没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可言的。伦理政治所奉行的普世主义道德观事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道德法则，存在历史局限性。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观相较伦理政治而言，把政治成功从伦理道德领域解救出来，体现了更多的政治学去价值分析，使政治朝科学性发展又迈进了一步。然而在权力政治观诞生之初，便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抨击。不仅是由于先驱马基雅维利不懂得用文字辞藻来修饰事实真相的丑陋，更主要是由于思想发展的路径依赖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是指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而且随之产生的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及其他制度成分会强化初始的制度变迁方向，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笔者认为不仅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现象，在文化层面同样如此。西方政治研究传统是把政治置于伦理道德的框架下来考量，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和理论成果，后继之人只要遵循传统的研究方式，可以在花费较小成本的前提下使收益最大化，相反打破常规科学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不仅要付出高额成本，而且还需面临引发的一系列风险，任何理智之人不仅不会轻易这样做，并且还要尽可能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新兴事物有所打压。但是权力政治主张政治与道德完全分离，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会导致人格分离化，造成外在政治人格和内在道德人格双重人格的出现。久之，政治领域会起到一个不好的示范性作用使得社会道德风尚日趋沦丧。

　　四、解决措施

　　无论是把政治等同于伦理道德的做法还是把政治从伦理道德中完全分离出来的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弊端。其一：否定两者的联系，把两者对立起来正如存在的“范式”研究传统。“依照范式进行研究确实能够产生深刻的洞见，但是，如果不能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对多种范式引发的洞见加以比较和融合，这些范式反而有可能成为‘理解障碍’。”[11]因此，学术界正试图寻找一种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途经，这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12]其二：如果否定两者的相对独立性，把政治与伦理道德等同起来，业已陷入了一元论的危险境地。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本身便不具备自然科学所拥有的真理唯一性，同时人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了政治学的复杂性。因此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用单一维度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也不能简单的归为是非对错。否定两者的联系和否定两者的相对独立性都是极端化的体现，权力和伦理道德都是政治内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探讨两者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平衡两者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占比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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