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创新与世界价值

来源：博源学术分类：政法论文发布时间：2019-11-21

　　摘要：構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世界命运与人类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它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为全球治理建言献策，蕴含着丰厚的内涵。这一方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巧妙结合，创新发展全球治理理念，勾画出全球治理的新构想。它以中国创新缔造世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在国际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引领新的价值取向，彰显中国智慧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创新;世界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6;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39-06

　　《理论探讨》(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和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庄重承诺。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凝聚中国智慧，面对纷繁复杂、深刻变化的世界局势谋求全球治理新出路，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蕴含着丰厚的内涵，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远的战略智慧与深邃的世界眼光提出的人类发展新命题，从其提出、主要内涵到其根本目标，均耐人深思。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2011年9月，在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3]由此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一面旗帜，习近平在诸多国内外重大场合对其进行阐述，不断丰富其内涵与外延。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他提出：“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4]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指明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同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此后联合国多次将其载入机构决议。同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进一步具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赋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重要地位。总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方案也不断丰富、深入。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要科学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

　　第一个层次是利益共同体。国家利益是各国对外交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当前，全球化浪潮激烈涌动，各国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利益多元化与相互依赖并存，共同利益则是平衡这二者的重要因素。共同利益普遍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要素。各国间利益的契合能够为全球治理凝聚良性力量，利益的失衡则反之。拓展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之义，要扩大共同利益，以此为共同体的生命之源，使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和谐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个层次是责任共同体。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人类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是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可以克服的，需要各国团结一心、通力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人类的共同责任与使命。但需要明晰的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的责任共同而有别，这粉碎了以往发达国家出于私利所制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责任划分，要改变这种责任失衡状态。

　　第三个层次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与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其中，命运与共是基本前提也是最终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止步于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而是在二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上升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宏大的人类视角，从人类作为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出发，谋求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标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第一次郑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标，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之后，这一根本目标在党的十九大上被再次强调，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过去硝烟频起的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未完成的一项任务，在今天仍是时代主题。曾经，各种形式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这也更加深了人们对持久和平世界的向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时代的诉求以及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结伴代替结盟，将博弈竞技场变成合作新疆域，这是持久和平的核心要义。

　　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的今天，“安全”一词被重新定义。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一国的安全不代表绝对安全。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还是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只有普遍安全才能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人类谋求发展的思路也在不断变革。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在这样一个各国相互联系、依赖关系渐长的发展大背景下，零和博弈的模式已经过时，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才是康庄大道。共同繁荣，代表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世界文明各有其美，文明差异是各国历史的馈赠，不应成为继续推进世界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阻碍。开放包容，其核心是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之间的积极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各国民心相通的重要一步，构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创伤是前车之鉴，告诫我们永续发展之路需以绿水青山为本。并且，当前各国已经感受到全球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现实威胁，也切实认识到对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实现世界的清洁美丽，是人类走向更远未来的基本条件，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旨归。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中国创新

　　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的历史传承、现实创新与未来愿景三个维度出发，锐意推进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上大放异彩，在全球治理的探索道路中彰显中国智慧与责任担当。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的结合

　　习近平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最重大的创新在于，它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将其巧妙地运用于全球治理，引领全球治理走出“西方中心论”下的种种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究其本质，它是尚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描绘的理想社会状态。各国紧紧凝聚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万邦协和，万国咸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对于“共同”的追求是“天下大同”的应有之义。而此“大同”需以“中庸之道”为其保障。所谓“中庸”，即不偏不倚，是有原则的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主张以科学的“和”原则协调各国关系，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在中国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中，“和”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与原则。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们的思想熔铸为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潜移默化为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品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中华传统“和”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民族“和”品格的延续。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国际社会更多是基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而对其表示国际认同。可以说，一种古老的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最具有说服力”[6]。除了崇尚大同的天下观、中庸有道的协调观、以“和”为核的处世观，这一方案还彰显了中华传统义利观、生态观等思想的价值光芒。一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全球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成为其强大的理论支撑，更是構筑了这一方案的鲜明中国特色。

　　(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共商共建共享，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灵魂核心，是其蕴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全球治理中“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问题。这一新理念是对全球治理根本意义的洞察，全球治理不是片面意义上的各有所得，关键在于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在这一新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合作共赢的经济观、伙伴互信的政治观、同舟共济的安全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一带一路”作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积极推进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真正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找到了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意义。这其中的和谐、公正、效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在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中是无法达到的，结果的不同根源于理念的差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填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社会新兴力量的缺失，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包容性更强的理念选择，超越了传统全球治理理念中对提出方一己之利的强调，彰显出博大的包容胸怀，对于未来全球治理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7]

　　(三)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球治理新构想

　　回顾全球治理的发展，以往的全球治理以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为主体，其规制的制定权为发达国家所垄断，以维护它们的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实力稍弱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工具化，形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全球治理模式。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新构想，即打造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命运共同体。从主体范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多元共生，其主体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几个国家，而是在人类整体的范围内开展，统筹兼顾全人类的发展前景，与传统西方一元主义、以我为主的全球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从构建层次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要实现的是人类命运层次意义上的共同体，它超越了利益、责任层次意义上的共同体，与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从涉及领域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盖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有别于西方“把全局作为获取私利的外在空间”[8]的做法，解构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狭隘共同体概念，是一个主体更广泛、层次更高级、领域更全面的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下，中国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凡此种种，中国以切实行动及其良好成效向世界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新构想的可行性，以及中国与世界人民勠力同心、并肩同行的诚意与决心。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世界价值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中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最为突出的世界价值所在。

　　(一)变革传统关系，建立相互尊重、对话协商的全球伙伴关系

　　有效的全球治理建立在良性的国际关系之上，全球伙伴关系是全球治理正向发展的前提条件。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意在国与国之间搭建起更加牢固可靠、健康合理的关系网，各国之间增强伙伴意识，像伙伴一样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原因，各国之间难免存在利益的不协调，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理性之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代替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支配下的老路，“为全人类化解国际冲突提供了一种超越‘均势和‘霸权旧秩序的策略范式”[9]。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主导性因素，直接牵引着世界格局。以中美为例，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前景的日益明朗，使得崛起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中美之争的言论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断言中美已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在全球伙伴关系的语境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有色眼镜将被代之以友善目光。“在各国相互联接更为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单枪匹马的英雄，而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率先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诸多国家、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并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二)定义新式安全，營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绝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私有物品，而是世界各国的公共物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独占独享绝对安全。”[11]当前，安全问题显现出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特征，要求在安全领域建立起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持全球安全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探寻各国安全合作的最佳契合点，倡导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新安全观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对安全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其传统意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业已成为关注重点。基于新安全观对于全球安全局势的洞察，在其指导下通向的是一个更稳定的安全格局。在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家之一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倡导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坚定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数量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首;坚决打击各类跨国犯罪，与10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国际执法合作关系，每年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开展多次全球联合行动;倾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全执法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执法人员，援建升级相关基础设施……中国一直以扎实的行动践行着新安全观，为世界更安全贡献着力量。

　　(三)破除前进桎梏，打造合作共赢、亲诚同行的共同发展平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状态是历史必然，我们不能反历史潮流而行，应顺其势而为，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为各国在全球体系中自处的基本取向。打造合作共赢、亲诚同行的共同发展平台，利益是关键要素，一方面，要清楚其首要之义是促进各国利益高度融合，寻求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代替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发展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在协调各国利益的过程中，应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正确处理共同发展中的义利关系，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打造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平台，是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与共同发展，在共赢与共同发展中继续深化合作。近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谋求自身发展也关心他国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推动区域多边合作，并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共同体”“中阿共同体”等“周边命运共同体”，带动他国发展;我国以“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贯之以互利共赢的内在逻辑，与其沿线国家精诚合作，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重点领域的互联互通上下足功夫，打造共同发展新平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作为，为建设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平台贡献中国力量，也做出中国榜样。

　　(四)凝聚文明力量，推动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4]世界文明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统一性，更体现在其多样性之中。只有文明间实现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交流，才能以不同文明的独特智慧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文明交流是比政治交流、经济交流等更加深层次的交流，文明上的差异不应成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而应以其各自的独特之处为其他方面的交流起促进作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并且，各国文明、文化是各国人民思想、价值观根植的土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实现要得世界民心，也要牢牢地扎根于文明土地中。而这块土地能否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厦，则取决于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各国人民，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了文明交流借鉴思想，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通过主办文化交流年、文化艺术节、文明对话论坛等国际活动加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理解，以孔子学院架起中外文化交流之桥，同时全面深化人文交流，与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人文交流机制。在经济领域，中国也积极促进各国文化贸易合作。中国始终坚持在对话交流中倡导文明共存、推动文明互鉴的理念，促进民心相通。

　　(五)引導和谐共生，构筑绿色低碳、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有赖于一个同样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土地严重沙漠化等日益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生存的环境。失去了生存的家园，谈论发展没有意义，人与自然实际上是生命共同体，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其实现路径即构筑绿色低碳、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各国要对自然心存敬畏，以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为指导，坚持环境友好，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与问题已凸显出来，这增强了全球治理中对生态治理的诉求，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起共同承担责任，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当前中国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同时，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全球绿色生态体系的构建，包括国际环保工作、全球生态治理等，在联合国会议等众多重大国际场合向世界传递绿色发展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由此从中国走向世界;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中，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中国坚定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敢于做出承诺，主动承担责任，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从全世界、全人类的整体视角出发，洞悉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展现了中国深邃的外交智慧与崇高的人类情怀。自方案提出以来，中国秉承“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的信念，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干家，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深入人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展望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从蓝图到现实的落地，必将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未来可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奏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强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推动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EB/OL].(2011-09-06)[2018-09-11].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4]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2).

　　[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6] 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96-102.

　　[7] 郑礼肖，孙晓辉.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6)：41-45.

　　[8] 倪培民.作为哲学理念的 “命运共同体”与 “合作共赢”[J].哲学分析，2017(1)：98-111.

　　[9] 谢文娟，张乾元.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位一体”——学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J].社会主义研究，2018(2)：56-64.

　　[10] 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N].学习时报，2017-03-29(1).

　　[11]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