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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揭示了财富的历史规律,建构了马克思财富观。在传统社会,财富体现在具体的实物,即使用价值上。在市场和资本逻辑的框架下,财富的实质内涵是交换价值,其代表是货币。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构成财富的真正内涵。马克思通过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财富生产及其财富观(追逐交换价值)的独特性和历史性;并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的尺度将是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其前提是超越雇佣劳动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的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 剩余价值; 财富观;
《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是全国唯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本刊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刊登探讨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文,提供丰富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信息。
财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至今,人们关于财富的理解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通过对马克思财富观的阐释,揭示财富内涵的历史演变及其变化脉络,阐明马克思新财富观的本质性内涵,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传统财富观:作为物的财富
马克思的财富观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建构起来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历史分析,对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勾勒了财富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及其逻辑脉络。在传统社会中,财富一般被视为具体特殊的有用物品。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财产或财富是家庭和共同体的一部分,财富的真正要素是那些对于家庭和共同体(城邦)来说"所必需和有用的物品,这些物品都能够被贮藏起来"[1].财富的物质实体(使用价值)就等于财富本身,这样一种财富观是由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如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重德轻财的文化价值就与小农生产密不可分。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性的物质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同种类和形式的自然财富"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成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2]173这与之后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使用价值体现的是产品、物品对于人的存在,而与劳动本身无关,"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2]618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财富表现为多种多样的物质实体,而不可能以抽象的形式存在。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财富就是指具体有用的物质实体,即财物,能够慷慨地将财物施于适当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而物本身只是生活的手段,因此,不能"把财物看得过重"[3].虽然财物已经用货币(钱)来表示,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虽然看到了不同物品之间交换的前提是作为量的可通约性与等同性,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发现,但并没有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含有的同等的人类劳动,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而这又是由他所处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人们关于财富的观念与受生产力制约的生产关系密不可分。
在前现代社会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2]479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方式也以物为中介。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在前现代社会(氏族、部落)中,尽管由于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存在现代社会所谓的"自利的个人"或单纯对财富的追求,经济活动往往与权力、社会地位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如马塞尔·莫斯描述的"总体呈现体系":"在落后于我们社会的经济和法律中,人们从未发现个体之间经由市场达成的物资、财富和产品的简单交换。首先,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呈现在契约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即氏族、部落或家庭".与此同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还包括"礼节、宴会、仪式、军事"等等,而市场只不过是"种种交换的时机之一","财富的流通不过是远为广泛、远为长久的契约中的一项而已。"这样的"契约"是一种将交换、义务、荣誉、权力等融为一体的"总体呈现体系",典型的如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以及西北美洲地区的一些古代部落的"夸富宴".总体来说,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由仪式、法律呈献与经济呈献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人群中、部落中、部落同盟中及至族际间的政治地位也在其间得到了确定。"[4]马林诺夫斯基在强调古代人行为经济意义的同时,对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人流行的"库拉圈"经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看来,"库拉圈"不只是一种交易手段,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参与库拉圈要涉及多方面的探索,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相连。"[5]在库拉交换中,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地区土著人物质化的财富心态,另一方面也确定他们有限的社会关系,"它是一个巨大的、部落间的关系网,在一个广泛的地区上把许多人以确定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网里,人们受到确定的关系和互惠责任的约束,因而要共同遵守非常细微的规则和礼俗。"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与当代西欧人的市场概念和财富观不同,"库拉圈"现象突出体现了土著人特有的财富观念,在那里,"代表财富的东西并不被视为或用作金钱或通货".库拉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交换类型。正是通过这种交换,通过它们作为激发羡慕并赋予人们以社会特性和声誉的手段,这些物品具有了崇高的价值。实际上,它构成土著人生活的头等大事,成为他们文化内涵的一个主要项目。"[6]
现代人类学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古代财富观的独特性和物质性。在传统社会中,象征财富的是具体的物品,并且与地位、荣誉等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有机的社会网络。然而,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兴起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财富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到了16、17世纪,货币主义(及其变种重商主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还仍然将金银(货币)作为唯一的财富,而把世界货币以及与此相关的特殊部门作为财富唯一的真正的源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这一时期大部分产品还没有转化为商品,因而"它们完全不参加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因而不表现为一般抽象劳动的化身,实际上不形成资产阶级财富。"但是,货币主义(重商主义)将货币(金银)作为流通的目的,"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7]553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其童年时期"以粗野而质朴的形式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7]554与此不同,重农学派则认识到了财富的劳动源泉。重农学派将财富看作劳动与土地的结合,将农业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劳动,"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决定性的事情",因而将货币主义"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8].虽然重农学派还没有从抽象和普遍性上理解劳动,但是,与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相比,他们已经将财富与劳动联系起来,从主体性视角理解财富,"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亚当·斯密则撇开劳动的一切特殊性质,将财富的源泉直接归于劳动,从而向人们证明,"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9]291-292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论的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因为它揭开了社会产品作为价值的秘密,即"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然而,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对一些人而言(例如亚当·斯密等),商品生产形式是一种自然而永恒不变的形式,而实际上,商品生产只不过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历史发展相适应的特殊生产形式,只是"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0]91-9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财富源泉(抽象劳动)及其财富特征(交换价值),其前提当然是社会生产力及其劳动分工的发展。所谓"一般劳动"或"劳动一般"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人类活动已经从传统的落后生产力中解放出来,运用人类创造的现代化劳动工具(特别是机器体系)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各种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组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体现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劳动一般"成了真正的现实存在。这无疑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一般"作为一种抽象,一方面指的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另一方面还意味着这种抽象并非适合于所有的社会,而只适合于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社会形式。在这里,个人不再局限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劳动形式中,而是比较容易地"从一种劳动到另一种劳动".而"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即"产品一般"或"劳动一般",实质是"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2]45.由此便发生了财富观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实物财富观向资本财富观转变。对马克思而言,问题的核心在于揭示资本财富观的实质以及商品世界的秘密,从而阐明资本财富观及其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在此基础上建构关于未来社会的新财富观。
二、资本财富观:交换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描述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0]47商品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载体,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实现,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实体因此成为财富的代表,"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财富一般"物化为财富本身。由此,货币不仅是欲望的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是致富欲望的源泉。"[2]173-174
资本财富观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新教(主要是加尔文教派)伦理的核心是经济理性主义,源于宗教改革产物的"天职"概念,强调世俗事务的宗教意蕴。韦伯认为,"天职"观念"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11]38资本主义精神的至善美德就是"可能地多挣钱"[11]37.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挣钱欲望程度的多少上,根本的还在于财富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即"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11]41,即理性化(科层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及其不断的扩张上。资本主义精神所起的作用比"资本的来源问题"更重要。[11]49然而,当资产阶级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天职"观念转化为世俗伦理的时候,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正如马克斯·韦伯分析的,"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应的对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一样。"然而,"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天职"观念本身也失去了其存在意义,对财富的追逐不再需要宗教和伦理的意义,有的只是与日俱增的追逐财富的无限欲望,而这似乎永远无法改变,"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11]141.
显然,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及其伦理难以改变。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财富生产只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性内在于生产方式本身的对抗性,不过这种对抗性采用了物化的方式,因而更具隐蔽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0]89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体现在生产过程,资本通过"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而积聚财富。[7]100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生产中,交换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即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换,交换价值以劳动时间来计量,"作为价值尺度的是活劳动,而不是活劳动的价值".并非一切生产都建立在劳动与劳动的交换上,在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劳动者将其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劳动者的再生产绝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这样的生产也绝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上"[2]511.以交换价值(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财富生产其根本前提就是劳动与其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通过市场进行,因而,对交换价值(货币)的追逐(价值增值)也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交换价值(货币)也必然构成财富的实质性内涵,而这同时也意味着财富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转变。与传统社会不同,货币作为财富的代表对于个人而言纯粹是偶然的关系,与"个人个性毫无联系",但是,"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不仅是致富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2]174如前文分析,在传统社会中,对财富及其相应的技能和需求在一定等级关系的链条上加以分配,从而赋予每个个人不同的社会位置和属性,"这些位置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特定的动机联系起来:个人的消费性生产本身不仅以自己的物理存在的形式进行再生产,而且作为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的确定'角色',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位置之中进行再生产。"[12]在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架构中,交换价值的生产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劳动价值论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发现不仅揭示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9]267的秘密,还揭示了资本作为"积蓄的劳动",其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9]238-239.
交换价值构成财富的实质性内涵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集中表现在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所导致的"劳动一般"的现实性上,有了劳动一般,因而也就有了财富一般,由此,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价值构成财富的实质性内涵。而无论是劳动一般还是财富一般(抽象财富),实质体现了"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体现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同时又是这种对立发展的"最后的形式"[2]46-47.这是因为,资本的财富生产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为前提,"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大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认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而大工业的发展趋势是直接的劳动越来越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其结果是,剩余劳动不再作为财富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7]100-101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对交换价值的追逐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地缩短,从而客观上"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在市场架构和资本驱动的框架下,自由时间"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资本的逻辑是一方面创造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同时又尽可能将这些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实际上就"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7]103.
三、马克思新财富观:人的全面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命题,[7]104宣告了马克思的新财富观的诞生。
雇佣劳动制建立在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劳动异化与财富异化是其必然的产物,克服和扬弃异化的方法只能是超越雇佣劳动制,实现劳动与其客观条件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新结合,消除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从而解放劳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2]479-480由于消除了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财富积累不再建立在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上,社会生产由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进行,生产按照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进行,而"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13].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本身(物质和精神财富)是由劳动者所创造,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的体现,是"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现代工业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这部书,但迄今为止,它向人们呈现的却是"异化的形式".马克思又认为,异化的方式或许是人类发展必经的方式,但并非永恒的方式,科学及其人的实践的发展"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9]307劳动解放进而实现人类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真正的财富是人本身,是人的需求、能力等等的充分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诚然,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存在,始终有着某种自然必然性(必然王国),但由于消除了生产关系的物化,必然王国本身也具有了某种自由的性质,这是因为,这里的劳动"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14]因此,物质生产领域的自由不是别的,而是意味着高度社会化的个人联合起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928-929而到那时,劳动时间将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自由支配的时间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7]104.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一命题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其理论逻辑是劳动与其客观条件之间的不同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与其客观条件之间的不同关系(即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是区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的关键,"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2]48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社会中,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如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等等),但个体总是作为共同体(家庭、部落等)的一员而存在,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谓财产意味着劳动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2]488.而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则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人类创造的生产力成为外在于劳动者的异化力量。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类劳动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支配和驾驭,由全社会按照人的真正需要安排生产。由于消除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因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力不再体现为异化的力量,而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并且服务于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这应该是马克思关于"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核心内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导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财富的论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展开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财富内涵具有历史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具体物质是财富的代表和象征。在资本的财富生产中,交换价值构成财富的实质性内涵,商品作为财富的元素,货币作为财富的真正代表。而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消除了不平等权力以及自由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财富发展的真正尺度,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财富观,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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