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两制关系与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30年前，邓小平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他还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到党的十九大召开时，习近平已经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抚今追昔，我们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快速到来而倍感自豪，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关键词】新型两制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04

　　《觉悟》杂志，是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团体觉悟社创办的的刊物，由周恩来同志负责主编，于1920年1月20日正式出版。觉悟社是在1919年9月16日由以男生为成员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及由女生为成员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进步团体中的一些骨干分子，组成的一个学生进步团体，是我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

　　社会主义新局面源自于改革。当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中及时调整了发展目标和战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超越，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现了对一般市场经济的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展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它将大有作为，并因其全方位优秀成绩吸引世人目光，为人类展现一种新型发展模式，进而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提供实践背书。

　　时代主题演变与新型两制关系形成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随着生产力持续发展，人们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结构。就此而言，生产方式归根结底决定着时代主题，从而决定着时代基本面貌。

　　自马克思以来时代主题的三次演变。其一，马克思时代的主题是“转变与危机”。马克思时代面临两场重大革命性转变。一是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引起生产方式根本转变;继而爆发了以生产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推动西欧主要国家相继实现政治体制转变;进而助燃了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危机。两种进步性质转变之所以酿成动荡性质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旧秩序被“转变”冲垮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社会形态因失序而出现“危机”。得革命转变风气之先的西欧强国，使15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入到迅速推进局面，人类被迅速串联到一起，始作俑者就是急于扩张的资本。两种危机激化了社会冲突，导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发生。

　　其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世界为舞台的。资本强国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发起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考校了彼此实力，最终形成了以战胜国意志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值此，资本才算大体确立了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与此同时，世界大战严重恶化了落后国家生存条件，使暴力革命指向的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目标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会主义运动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中国及东欧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阵营随之形成。

　　其三，20世纪中期以来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随着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世界形成以资本强国意志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秩序。战争和冲突虽时有发生，但都呈现为短时和局部范围，和平成为国际关系主基调。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获得了迅速经济发展;市场竞争从法治显著缺位演变为法制基本覆盖，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初级阶段发展至成熟阶段。在马克思时代，市场机制缺乏法制约束，资本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纷纷把压榨剥削雇佣劳动者作为一般竞争手段，致使雇佣劳动者饱受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之苦，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阶级斗争因此趋于暴力化。当代市场经济健全了法制规范，资本扩张不能再采取剥夺雇佣劳动者合法权益方式进行，按资分配越来越呈现按经营能力分配性质。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雇佣劳动者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劳资关系趋于稳定;此时，阶级斗争即便发生，也局限于雇佣劳动者争取更多经济利益，诉求往往呈现具体化、碎片化，而不再動辄要求推翻政治制度。

　　和平与发展时代两制关系走势。20世纪50年代是社会主义普遍向好阶段，用当时流行语表达就是：“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但是，围绕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方面出现分歧，中苏两国在六七十年代针锋相对，苏联主张被斥之为“修正主义”。此举更是波及到中国国内政治。为了反修防修，中国搞起了延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到文革结束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果断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进程。

　　中国改革最大实践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是重建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社会主义者过去认为资本本性是剥削，现在肯定资本源于劳动，属于强者能力所得，可以助推生产力。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不再是非剥削体制与剥削体制的区别，而是一种劳动组织方式与另一种劳动组织方式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一如既往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但放弃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路径。

　　不难看出，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演变，健全法制环境使按资分配具有按劳分配性质，资本回归至特定劳动形态;其次是社会主义改革对该演变的认同，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了资本是其拥有者经营能力的成果。值此，马克思以降一直以准战争状态相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放弃了必须对抗的道义理由。

　　需要指出，随着中国“强起来”步伐加快，资本主义国家察觉到另一种价值观主导的体制正在超越自己;面对这种灵魂深处的“威胁”，部分西方政治家体味到某种“末日”情绪，他们把这种发展方式区别上纲上线，解释为“文明冲突”或“意识形态对抗”，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对市场活动围追堵截，试图挑起经济领域的“冷战”。中国当然不会听之任之，必须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坚决捍卫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同时也应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深信时间助我，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渡过眼下这一特殊时期。

　　社会主义改革重塑两制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一开始主要是针对中美关系。其要义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显然，新型大国关系也是新型两制关系。所谓“不冲突，不对抗”，既是一种主观选择，也是一种客观呈现。从社会主义者一方而言，我们承认与资本主义不同，并且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双方对立客观存在;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具有排他性，我们同时承认任何民族都有自主选择自身发展方式的权利，承认他方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认可的权利，并不寻求把这种差别意义的“对立”推向敌对意义的“对抗”。双方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和平共处。所谓“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只能在拥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尺度前提下才能发生，这一价值劳动是圣洁的，剥削是丑恶的;劳动者之间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万难形成这种关系。

　　人类生存在地球不同地域，每一民族拥有的物质资源和交往条件彼此不同，为了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经过世世代代奋斗，形成了各自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这种特殊地域性构成民族文明底色，其成果属于有效利用特定环境条件的最佳模式，而所有民族文明成果相加，才构成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完整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如果说，民族文明无高下的话，那么，政治选择有优劣。政治制度更多体现现实性需要。不同政治理念会形成不同价值目标，并相应产生不同制度设计。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家秉持“优胜劣汰”原则，把自己视为胜者和当仁不让的规则制定者，千方百计通过政治举措来巩固和发展自身利益;社会主义政治家秉持“人类平等”原则，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遵从互利共赢原则，积极参与和扩大与其他国家合作，由此所形成的发展模式，会动员更多资源条件，形成更有利于整体发展的局面。所谓政治选择有优劣，指的就是这种制度选择合理性和实践发展快慢性差别。當然，政治制度孰优孰劣，最终要看实践。在实践定论之前，社会主义对自己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与对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并不矛盾。

　　如前所述，新型两制关系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通过自身改革调整了对资本主义认识。既然“资本”变成了一种经营能力的成果，大体走出了“剥削”定位，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劳动方式，那么，以反剥削为主旨的社会主义当然需要调整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双方关系已经从过往孰死孰活的暴力敌对性质，转变为如今孰劣孰优的和平竞争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分工共享机制拓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产品过剩危机，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然而，如果说计划经济属意于对生产资料作用充分发挥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则立足于对劳动者能力充分调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生产资料处在劳动成果地位，表明市场经济抓住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也拥有了自我调整生产关系的一定空间。不仅如此，市场体制所营造的竞争机制和分工机制，还分别成为客体性质的经济发展助力。

　　市场经济伴生的竞争机制和分工机制。首先，从竞争机制方面看。市场经济奉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市场主体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往往受价格信号支配，把资源投入到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的产品生产领域，后者之所以形成价值高地，关键在于出现资源短缺导致了供不应求，当资源拥有者纷纷投入到该领域的时候，就会拾遗补缺，使该领域个别价值趋同于社会价值。在市场环境中，竞争动力驱使生产领域日新月异，供求关系的失衡与均衡交替出现、始终存在，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常态现象。

　　竞争机制仰仗资源主体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向，斯密认为，就像存在一双“看不见的手”一样，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显然，竞争前提越平等，竞争行为越充分，就越有利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其次，从分工机制方面看。斯密和马克思都曾经揭示过，分工会使劳动者持续专注于特定劳动环节，形成特有的智力加持现象，使分工劳动在效率上显著高于非分工劳动，当分工劳动者彼此交换各自劳动成果时，客观上导致参与者能够分享他人分工理性成果，所形成的“集体力”会带来“成倍增长的生产力”。[3]显然，分工关系的扩大，将使这种理性成果共享范围扩大，就像“隐蔽中的脚”一样，进入的分工关系越是广泛，参与受益者就越多。

　　当年，《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史”的趋势，如今已经成长为经济全球化样态。可见，一方面是劳动者个人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是劳动分工关系扩大，双方共同营造出一种越来越全面的理性成果共享局面;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双“隐蔽中的脚”会自发走出一个更具效率更快发展的经济局面。

　　无论“看不见的手”还是“隐蔽中的脚”，其源头都在于人类理性。一方面，理性会设置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这是“看不见的手”形成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理性会选择行为效率最大化手段，这是“隐蔽中的脚”形成的根本原因。然而，不管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市场体制中被激活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对劳动资源的调动，集中体现在鞭策劳动者积极发挥理性作用，所谓“看不见的手”和“隐蔽中的脚”都属于市场主体衍生现象。

　　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和分工机制运行特征。斯密揭示市场经济存在“看不见的手”，为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普适性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看不见的手”取决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当特定资源出现短缺现象时，势必通过其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呈现出来，从而吸引资本进入，直至其回归至社会价值为止，由此体现资源合理化配置过程。

　　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性不同，市场所推动的分工关系发展却具有某种自觉性。分工关系所形成“隐蔽中的脚”展示的逻辑环节是：首先，分工本身就能够带来增益现象——由于专业化劳动所特有的智力加持作用，分工劳动者通常能够形成超出一般劳动的生产力，即马克思所说“成倍增长生产力”;其次，该生产力在交换关系中被所有参与者共享——较之自己生产，每一分工劳动者都享受了交换对象理性成果的好处;最后，分工成为人类劳动一般形式，劳动发展通常表现为分工关系扩大。

　　但是，事实证明，分工关系并非单纯主观选择对象，也就是说，人们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分工规模。最早，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分工关系受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制约，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就有什么样的分工。然而，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只能决定分工关系格局，却不能决定分工关系布局。格局是分工岗位设置的客观要求，解决设置什么分工岗位以及各设置多少的问题;而布局是分工岗位的主观要求，解决什么人承担什么分工岗位以及如何上岗的问题。

　　其间涉及到对资源状态认识，即哪些是资源以及资源多少的问题。显然，这个层面的资源交换同样涉及到分工结构。分工是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取决于主体利益需要。那么，分工关系的结构方式，到底是针对部分主体需要，还是针对所有主体需要?资本主义所设置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是资本强国的需要，他们按照自身经济发展，去考虑国际分工关系建构。应该承认，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实际是按照战胜国需要建立起来的，这符合优胜劣汰原则。战争发起者被剥夺权力，客观上成为控制战争再度发生的一种条件。这种“绝对”限制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广大非战胜国甚至弱势战胜国失去制度建构的话语权却并非正常现象。

　　传统分工往往取决于两大要素：首先是客体需要——即充分发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最大作用，体现在人力对其物力的配合上，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就要求什么样的分工关系;其次是主体需要——劳动主体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对分工关系做出考量和判断，然后，决定设置什么分工岗位以及如何上岗的条件。

　　现代分工仍然以主体需要和客体需要为前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被置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都以世界范围为对象;并且，所有物力资源往往都需要国家主体予以承载或制约，换句话说，取决于国家主体需要。人们如何认识这些资源将决定着能够获取多少利益。最终利益归属将取决于国家主体认知水平和掌控资源能力上。

　　社會主义价值观对分工机制的优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秉持个体本位价值观，自然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出发考虑分工关系形成;这具有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秉持社会本位价值观，却很容易形成换位思考，即站在他人或合作对象立场上考虑分工关系的建构。无疑，这样会拓宽人们的视野，使分工关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更容易形成通力合作的局面。

　　国家主体作用与价值观密切相关。个体本位价值观置国家以尴尬地位，国家被视为个人权利的某种“让渡”，属于个人价值“异化”(霍布斯)现象，被斥之为“不能没有的坏东西”，当然在职能上被压缩至最小范围;社会本位价值观必须依靠国家，国家承载着超越所有其他主体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为了履行这些责任，国家不仅需要组织前后相继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需要为这些战略合理性提供价值层面的解释，换言之，国家需要把资源配置与价值建构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履行自身职能。在这方面，个体本位价值观已经输了先机。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家主体拥有得天独厚优势，一方面，国家是自身领土范围内物质资源最大拥有者，国有生产资料自不待言，即便是私有制生产资料，国家通过财税等政策也是强大的引领者;另一方面，国家是本国和全球信息资源最大拥有者，任何其他经济主体都无法像国家这样，掌握如此系统完整的信息和拥有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所谓分工机制所体现的效率原则，离开国家主体作用是很难真正达到的。

　　同样，“隐蔽中的脚”虽然源自于分工关系本身的存在，却仍然存在“如何走”或“走快走慢”的选择问题。当下资本主义所创设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决定了“强者支配”的分工关系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分工机制的基本走势。“强者支配”原则当然是强者一方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考虑分工关系设置的，弱者分工地位完全服从于强者自身发展的需要。应该指出，在弱者尚不能有效管理自身资源的条件下，这一原则具有经济合理性——“强者支配”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有序性使弱者获得了相关的稳定利益;然而，一旦弱者具备了对拥有资源的管理能力，这种“强者支配”原则就弊大于利了。弱者希望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去实现拥有资源的配置，而不是按照强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去实现这一配置。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弱者随着逐步发展，视野已经打开，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有了更深刻认知，更加渴望获得经济自主权。如此一来，强者继续支配的意志和弱者自主裁决的愿望就难免发生冲突。当今世界之所以仍然饱受霸权主义和欺凌现象滋扰，包括所谓单边主义，实际是强势国家顽固坚持自身主导权和支配权的表现，面对新形势下强弱主体之间矛盾，必须警惕对方采取军事手段维护既得利益。

　　分工关系扩大或深化，是形成分工理性成果共享的载体，因此，人类必须认真对待各种主体的平等交换关系问题，从逻辑上把它看作一种发展方式。人们已经清楚意识到，面对国际合作形势发展，单纯一个“强者俱乐部”的7国集团远远不够，20国集团吸收了若干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敷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多样态上组织分工合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时代要求。中国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出了“一带一路”等实施载体，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所有经济主体平等化，把资源配置范围拓展到全球所有国家，就是在营造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上的一种思想解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中国改革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理解，也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崇高的历史使命，展示了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光明前景。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当代解读。人类对理想社会向往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马克思很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具有经济性质。列宁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高水平社会生产力?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现代社会主义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其一，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生产资料”转移至“劳动能力”。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受人体自然性限制，体力劳动能力往往呈现为某种常量;唯一体现变化的是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当大机器出现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想社会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只要采取计划经济，就能够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实现“按需分配”。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表明脑力劳动进入物质生产过程之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更新取决于劳动能力发展，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推动劳动能力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最终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激励劳动，抓住了生产力发展第一致动要素。

　　其二，生产关系平等基础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修正为“劳动方式脑力化”。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迫使雇佣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并从中对后者进行剥削。所以，要实现劳动者平等，只能消灭私有制。但是，现代市场经济表明：劳动力商品制在马克思时代伴随着剥削压迫的罪恶，与该类商品交换缺乏法治规范联系在一起;劳动力商品制是以物为基础人的独立性的客观要求，是人类发展个体劳动能力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以能力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平等的必由之路;所谓劳动能力平等，就是消除脑体劳动这种质差，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

　　显然，生产资料公有制依靠社会革命，需要一次性完成，而劳动方式脑力化依靠按劳分配推动，需要持续性发展。这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积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在作为理想社会出现之前，首先需要作为一种优越发展方式存在。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它之所以“优越”，就在于对“竞争机制”和“分工机制”的双重运用，尤其是在“分工机制”方面运用社会主义特有的社会本位价值观，把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目标，从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形成了比资本主义更为广泛的动员劳动的能力。

　　其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置换性剧变”调整为“持续性渐变”。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对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只能仰仗强有力政治权力完成;马克思为此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后者只能运用阶级斗争获胜方式取得。传统社会主义一度认为：暴力革命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即置换性剧变。劳动方式脑力化需要丰厚的社会财富积累，后者要求运用按劳分配方式持续激励劳动。在一定意义上，按劳分配是运用制造利益差别方式去创造利益平等的条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止步于“利益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到“利益平等”。双方开始于“形似”，终结于“神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体现为持续性渐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使命。显然，中国改革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了时代条件变化，与共产主义运动当代要求相一致。其一，“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持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政治权力作用不同。如果说，凡市场经济皆需法制前提，因而需要政府发挥一般作用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则体现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坚持上。

　　共同富裕目标的动态表述，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而美好生活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过往生产力发展被解读为计劃经济方式，其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意味着社会必须通过革命方式剥夺私有者。中国改革修正了这一点，发展生产力依靠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积极性调动。这是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从客体条件向主体条件的转变。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强者支配”秩序的突破。中国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的就是既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强者支配”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主张“合作共赢”，前提则是“主体平等”理念，它所衍生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无疑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建构分工关系的考察视野，使全球资源“强者主导”的线性配置转变为“主体平等”的立体配置，后者使人类资源配置方式进入多样化、多层次状态，“隐蔽中的脚”所体现的分工成果共享机制获得更加充分的发展机会，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将大大加快，世界将进入新的繁荣发展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全球化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4]

　　其三，中国“共同价值”观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超越。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讲坛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5]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1世纪公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此之前，西方国家主张普世(适)价值观，认为它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或者说是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其中突出坚持的则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原则。这些内容被赋予西方实践载体，例如，“民主”被解读为多党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自由”被解读为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等自由;“人权”概念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被表述为：天赋人权是平等的，天赋人权不可侵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人类生而自由，在权利上生而平等。”在普世价值名义下，如亨廷顿所说：“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6]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土壤中生长形成的。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7]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源自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原则，但较之他们“更彻底”。这种“更彻底”表现在价值体系构成上更为完整。所有价值，无论共同价值还是普世价值，最终都将体现在实现路径上，但路径的落实，则取决于能否形成相关的实践原则。

　　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实践性。其中，“和平、发展”设置了共同价值的政治经济前提，西方普世价值失去了这一前提，就有可能搞“颜色革命”和霸权主义;“公平、正义”强调了共同价值的法制伦理条件，普世价值则可能以放弃或冲击现有秩序为代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止步于具体路径层面，为相关主体的任意解释预留了空间。这个世界在西方普世价值横冲直撞中经历风风雨雨，不能说与此无关。

　　价值观是人类对一般有用性的判断，经由文明史积淀形成，其基本内核具有稳定性。社会主义共同价值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升级版，是后者深化。双方并没有根本冲突，之所以演化出不同社会实践和制度形态，关键在谁为了何种目的使用这些概念，普世价值之所以被转变为策动“颜色革命”的一根鞭子，取决于资本强国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一己私心。共同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框定了普世价值内涵：可以用，这是第一判断;在目标和规则下使用，是第二判断。普世价值只有被置放在目标和规则框架中，才可以正确发挥作用。

　　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前景。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旗帜效应。目前，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展现自身的强大发展潜力，这样一来，它就能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出现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向往取决于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排斥的话，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实，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只能发生在后者能够创造更好生产方式和最佳生活方式方面。这是一个必须拿事实说话的时代。社会主义成就越是光彩夺目，就越是吸引人们的注意，也越是会影响世界的舆论关注和好评。

　　旗帜效应会对拥有社会主义传统资源的国家发挥作用，例如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过往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社会主义政党力量及运动经验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在这些国家之所以得而复失，是因为失去了持续下去的群众基础，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点燃已被深藏心底的社会主义梦想。那些拥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那些存在共产党人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很可能率先推动本国这种选择向社会主义方向靠拢。因为，他们毕竟拥有更多社会主义思想资源，更容易唤起过往的记忆。

　　其二，“一带一路”模式对形成世界秩序的示范效应。“一带一路”主张，吸引了一大批国家参与，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向心力，除了经济活动的渐趋一致外，也会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事实证明，政治往往是跟着经济走的，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要求相应政治体制伴随。须知，中国改革成功与其说是经济领域成功，不如说是政治领域的成功。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突出地彰显了执政党及国家权力地位，后者无论是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在价值引导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作用发挥的前提，既体现在政治权力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也体现在防治腐败以及执政党全面从严治理，这种政治新风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帶一路”首先牵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人在短短数十年就消除了贫困现象，如果在中国帮助下能够使他们走上脱贫致富道路，他们对中国乃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亲和力自不待言，这里并不排除有些国家干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共同富裕”生活方式对人类发展的引领效应。当代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拥有巨量财富，但由于贫富两极分化，仍然无法实现社会和谐。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道路在价值观和体制层面与之不同，已经挑战到其安身立命原则。鉴于资源存量仍具优势，西方大国不会轻易认输，为使自己能够继续保有霸权地位，在一段时期内，将采取种种方式，包括某种极限施压的边缘政策试图打压中国发展势头，甚至可能在某种范围诉诸武力。但是，如上所述，由于生产方式方面略胜一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调动起更多资源力量从事经济发展，致使这种双方相持的战略结果很快就水落石出。

　　一旦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旦达到了社会共同富裕目标，资本主义国家就会相形见绌;“共同富裕”生活方式形成，无疑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如果当今发达国家无缘率先实现，却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对这些发达国家的冲击力绝对不可小觑。这些国家比较健全的民主政治体系，会因此出现不同声音和主张，乃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势力和政党，由于民意日渐支持，他们会形成越来越大力量，直至最终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

　　从以上分析看，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是可以期待的。但至少需要30年左右时间，上述发展才能呈现出显著成果。在此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角力不会停止：这是两部分人类对所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优劣比较的竞争，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拥有自身历史传统，都形成系统的意识形态，都获得过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双方都不会轻言失败，会尽可能发挥所包容生产力的一切潜能。两种制度目前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从既有资源力量看，资本主义仍然强于社会主义，从呈现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显然优于资本主义;因此，两种制度各擅胜场。

　　正是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而言，是必须慎之又慎的时期。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重要发展成绩，但并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真正超越——这种超越只能体现在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共同富裕”的生活方式上，后者也许包括社会主义在人均GDP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趋近或超越，但肯定不会归结为这一指标。问题的实质将体现在同样财富总量能够为人民提供的生活质量优劣上。

　　也许，社会主义经由改革而崛起，是21世纪人类发展必然仰赖的矛盾运动过程：资本主义因其有效调动了劳动资源而推动人类获得了迅速进步，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并没有消除社会对抗;传统社会主义直接从消除社会对抗出发去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却因失去创造财富的领先地位而相形见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沿袭了消除两极分化目标，但汲取了市场经济创造财富功能，并且注入了自身价值目标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了更强创造财富能力。这样，人类两制关系竞争，优劣态势已经分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将首先作为一种理想发展方式，取得引人注目成就之后，才作为理想社会形态呈现。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共同选择机制，不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走一条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之路，而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走一条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之路。

　　显然，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所形成的历史性贡献。没有阶级斗争理论，当年落后民族不会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也就无缘建立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虽然，无论昔日无产阶级还是落后民族，都因受尽剥削压迫而被迫拿起武器反抗資本统治，并因此在经济发展领域形成对资本的对抗性认识;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落后民族和弱势阶级的崛起，却因坚持这种认识而形成了创新动力，体现了人类继续进步的客观需要。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推动下获得重振机遇，其实并非偶然。中华文化属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它承载历史重任只能在吸纳西方文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生长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的话，那么，它要承载全人类解放使命，就必须包含中华文化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化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体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伟大振兴。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3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4]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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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论新型两制关系与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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