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关键词：日本埃及学;中国埃及学;埃及考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研究的推进不应仅仅停留在考察历史本身的层面，对于其它国家地区的学术史与研究动态也应予以关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自身研究水平。近年来，随着中国埃及学“走出去”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国学者开始逐渐着眼于其它国家地区埃及学的发展，多篇相关论文陆续见刊，如王海利的《德国埃及学发展二百年》、袁指挥的《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历史现状》等。然而，学者们将目光抛向遥远西方的同时，却忽视了身边的一位“近邻”——日本。日本的埃及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与欧美各国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但是从与中国相似的立场与背景（如无神论或多神论的宗教背景、地理以及文化上的隔离与陌生等）来看，日本埃及学的发展史可能更具参考意义。目前国内尚无介绍日本埃及学发展的著述，笔者希望借此文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同时为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世界历史》（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理论性刊物。反映世界史研究最新成果，刊登研究论文、史学理论探讨、评述世界史研究动态等。主要登载代表本学科国内最高学术水平的专业学术论文，反映本学科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提倡用历史学研究解释和回答当代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注重扶植和培养青年学者。

　　关于日本埃及学的研究综述类文章并不多见且主要发表于日本本土。其中较有参考价值的当属《埃及学：日本角度下的法老之地》一文。该文首先简述了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实地田野调查的情况，然后按照内容主题列举了2000年以前日本埃及学相关的主要出版物并附上了完整书单。钱广健人的《二战终战前日本埃及学研究小史》一文则更为細致地列举了二战以前日本以古埃及为研究对象的相关出版物。关于日本埃及考古实践的概要性著述可参考早稻田大学埃及文化中心出版的英文手册《埃及调查：1966-1991》以及吉村作治《埃及发掘30年》一书。日本学者亦关注其它国家埃及学的发展，如现日本金泽大学准教授河合望曾于1996年通过《近年美国队的埃及调查动向》一文介绍了美国埃及调查队的历史及其当时的发展动向。2016年7月，河合在“国际埃及学委员会”（CIPEG）的会后工作坊上对埃及学在日本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发表，其内容于2017年出版，成为第一篇在国际上发表的日本埃及学学术综述性文章。

　　一、日本埃及学简史

　　日本人对于“世界”认识的深入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的到来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有关埃及的最早记载亦源于传教士的叙述。江户前中期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52年）在讯问无视日本锁国令于1708年来日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希多第（Giovanni Battista Sidoai，1668-1714年）时所记笔记的基础上作成了著名的《西洋纪闻》一书，其中便出现了关于埃及以及“东方世界”存在的记录。然而，此后埃及仍然是仅存于文献记录之中的遥远之地，日本人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是在幕末时期。1861年日本第一批遣欧使团（福泽谕吉亦是成员之一）途经埃及辗转至欧洲，成为实际到访埃及的第一批日本人。于1863年派遣的第二批遣欧使团则更进一步参观了位于吉萨的三大金字塔，并于大斯芬克斯像前合影留念（照片现存于横滨美术馆）。

　　日本学者对古埃及的学术性研究（或说关注）较之略晚，出现于19世纪末。此时，埃及学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框架已由欧洲学者构建完成并沿用至今，如“埃及考古学之父”皮特里（William FhndersPetrie，1853-1942年）针对埃及史前考古创立的“顺序年代法”以及德国埃及学家莱普修斯（KarlRichard Lepsius，1810-1884年）对于古埃及历史“古王国一中王国一新王国”的三段分期法。1897年，世界上第一部古埃及语词典（Das WOrterbuch der gigyptischen sprache）的编纂已经开始;而在同一年，历史最为悠久的埃及学期刊《埃及语言与考古学杂志》（Zeitschrift.fir agyptische sprathe undAltertumskunde）已发行至第35辑。从各国埃及学的发展来看，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已经设立了埃及学的教职——1892年皮特里在伦敦大学学院成为英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相对较迟的国家如美国也已在1883年成立了英国埃及探索协会（EEF）美国分会，而在1905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第一位埃及学教授的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年）也于1894年开始在该校教授埃及学;以郭嵩焘（1818-1891年）为代表的晚清中国驻外使节表现出了对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尤其在类比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文字方面都颇有见地，这或许可视作中国埃及学的原点。由此可见，与中国相似，19世纪末的日本没有跟上埃及学的发展潮流，被欧美国家远远甩于身后。

　　已知日本首篇埃及学论文由“日本人类学之父”坪井正五郎（1863-1913年）于1889年发表。早期亲自到访过埃及的学者中较为瞩目的当属“日本古文书学奠基人”黑板胜美（1874-1946年）。黑坂于1909年12月17日至次年1月6日到访埃及，参观了包括帝王谷在内的诸多埃及古迹，并将所见所思分7次刊行于《考古学杂志》（黑坂亦被看作是到访国王谷的日本第一人）。文章围绕当时古埃及遗迹的发掘与保护现状展开，同时由于“埃及的考古学在我国还未被很多人研究”，文章亦包含了介绍古埃及历史的内容。关于文章发表的目的，黑坂表示：“绝没有想过在短暂的3周时间里能够彻底研究埃及的挖掘事业、考古学现状……（发表文章的）第一目的并不一定在于鼓吹埃及考古学，实际意在借其为他山之石以作参考：希望我国的考古学可以日益兴盛并借此唤起学者对古迹发掘与保存事业的注意。”可以看到日本学者从一开始便同时关注古迹的发掘与保护两个方面，而这一理念至今依然影响着日本学者的埃及考古事业。然而，此时的日本学者对于埃及学本身并不感兴趣。虽然日本的人类学、考古学学者都对古埃及有所关注，然而如黑坂、坪井，甚至师从于皮特里的“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1881-1938年）都没有专注于埃及学的研究。日本第一位埃及学家是曾师从于滨田、后任教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冈岛诚太郎（1895-1948年）。冈岛精通古埃及语与科普特语，一生致力于埃及学、埃及文化的介绍与研究，被认为是日本埃及学研究的起点。日本第一部古埃及通史《埃及史》便由其撰写，同时冈岛的研究亦是二战期间日本埃及学界仅有的成果。

　　随后，得到国际承认的日本调查队最终在1988年得以进入埃及考古重地——国王谷进行调查。从2001年起调查队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埃及考古厅的协助下开始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墓的修复保存工程。延续先前进行的金字塔相关研究，日本调查队申请进入建有第五王朝数座金字塔的阿布西尔（Abusir）地区进行考察。由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影响，日本调查队不得不将调查延期，在局势稳定返回之后却发现发掘地已被开罗大学捷足先登，故将考察地点重新选在了阿布西尔南丘陵地区。或许是“因祸得福”，随后拉美西斯二世第四子卡姆威塞特（Khaemweset）的石制建造物、中王国时期的岩窟遗迹等相继发现于此。1994年早稻田大学与东海大学开展合作，运用卫星图像进行遗迹探查并且根据第三次的调查，选择了红色金字塔所在地达赫舒尔（Dahshur）北地区作为挖掘地。在相继发现了新王国时期的墓葬之后，调查队于2005年、2007年又发现了未被盗掘的中王国墓葬。

　　发掘与保护（修复）一直是日本埃及考古并行的两大主题，从对“鱼之丘”台阶进行简单的褪色延缓药品处理开始，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墓修复工程的展开，在发掘之余，日本埃及考古学者一直参与遗址遗迹的保护与修复工作。2007年早稻田大学埃及研究所启动了名为“埃及、孟菲斯墓群文化财产保护所见遗迹整备计划的跨学科研究”的项目，意在为遗址遗迹的保存修复提供有效支持。2008年“第二太阳船”复原项目启动，目前正处于将太阳船木材提取出来并进行保存处理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吉村本人对此项目非常重视，认为“第二太阳船”的复原将成为找到胡夫墓的关键，而找到胡夫墓则可以推翻“金字塔作为王墓”这一传统观点。从1966年开始一直工作于埃及考古前线现已年近80岁的吉村将此称为自己“最后的挑战”。“作为我最后最大的大梦，这个想法会由弟子们继续继承下去。”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日本学者终于走到了可能引领埃及学全新研究方向的路口。

　　二、日本埃及学的特点、问题与现状

　　日本的埃及（考古）学研究虽然迟于欧美国家150年有余，但是发展至今对于学科本身依然有着不小的贡献。根据日本埃及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近藤二郎的观点，日本埃及（考古）学研究对埃及学学科的贡献主要在于文字出现以前的前王朝时代研究、伊斯兰时代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研究以及高科技考古（如利用人工卫星图像进行远程遗迹探查等）。如果从日本较为深厚的中国考古学学术背景以及先进的科技水平两点考虑，日本学者在上述后两个方面具有优势似乎不难理解。而关于第一方面贡献的原因则颇为耐人寻味。在日本，“除去部分研究者，使用象形文字的研究大幅落后。因此虽然不乏对于欧美埃及学研究的归纳总结与引入，在埃及当地实际进行的调查与研究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普及”。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存在如杉勇一般以解读文字为中心并且成绩斐然的学者，该类研究“很难与实际的挖掘调查相结合”。概言之即“以文字记录为中心的田野调查较为落后”。因此，仅凭考古技术即可展开的前王朝考古研究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是一个可以规避弱项并且能够对埃及（考古）学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领域。

　　然而，这样一种偏重或许能对埃及学学科做出贡献，但不一定有利于日本埃及学的综合发展。日本埃及学界似乎有意识地区分“埃及学”与“埃及考古学”——前者指依据文字资料研究历史而后者使用物质资料。如近藤便是使用“埃及考古学”这一术语来谈论日本埃及学对埃及（考古）学本身的贡献的。4并且，或许是出于“考古学”的角度考虑，近藤将埃及学涉及的时间下限延至了阿拉伯征服之后，将伊斯兰时代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研究也纳入了“埃及考古学”的范畴。在与其它国家埃及学学科设置的对比之下，这种区分意识显得更为明显。例如，在法国取得埃及学博士的日本第一人坂本翼指出，根据法国的教育体系，所谓“埃及考古学”其实从属于“埃及学”，但实际上法国学术界几乎不使用“埃及考古学”这样的术语。究其原因在于，法国的埃及学对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给予了同等重视，使得埃及学得以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存在。因此，坂本建议有丰富留学经历的日本研究者应该把整备调整日本“埃及学一埃及考古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分体制作为当务之急铭记于心。文字资料使用上的弱势在学科引入之初尚可理解，但是这一问题却存在至今甚至导致了日本埃及学中考古“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与埃及学在日本的学科划分与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1822年商博良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成为埃及学诞生的标志。而若想为这门源自欧洲的学科在亚洲的学科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却颇为困难。埃及学学科定位的模糊一直是困扰日本埃及学发展的一大问题。日本的史学教育体系以“东洋史学科”的设立为标志确立于1909年，呈现国史（即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足鼎立的态势。研究本国历史的国史自不必说，东洋史和西洋史则分别带有鲜明的中国中心和欧洲中心色彩，在这样一种体系氛围之中，包含埃及在内的中东近东研究被边缘化了。历史研究之外，相关的语言教学也有着相似的问题。虽然日本埃及学者们过去一直致力于吸收欧美方面的最新研究结果，“由于大学内缺少古埃及语、科普特语等古代语言的学习体系，他们很难取得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故而想要专攻埃及学的学生往往会得到出国留学的建议。学科划分与教育体系不仅给日本“埃及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对于“埃及考古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空间上的地理划分，对于埃及学、埃及史时间上的时代划分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在日本的学科体系中，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史，古埃及史甚至古代印第斯文明的研究均属于西洋史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相关研究被划人东洋史的范畴，中世纪以后的埃及史研究属于东洋史。故对于埃及地区的历史很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自始至终的研究。而地区研究对于考古学、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开展又是不可或缺的。双重意义上的“偏科”使得日本埃及学的发展看起来困难重重，然而日本学者在有些方面或许更具优势。除了上文提到的可利用于考古发掘的尖端技术，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日本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背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埃及学领域是一种“特权”般的存在，成为与基督教、伊斯兰世界学者进行学术交锋的有力武器。这也使得日本学者进行的埃及学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存在意义。对于埃及学在日本的发展，近藤认为，确立以日本历史、宗教、哲学等日本价值观为背景的“日本的埃及学”而非复制模仿欧美的模式是当务之急。河合望也直言在多年依赖外国研究成果之后，日本埃及学家也应该开始做出更多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不应仅限于日本考古项目的田野成果，还应该是有日本特性的观点与学识的呈现，这种特性根植于日本的哲學与宗教，从而发展出一些与西方基于犹太一基督教世界观的研究方法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思路下，立足日本的多神教背景对比研究古埃及宗教观似乎是一种可行之策。将此付诸实践的是学者大城道则。在《来自古埃及死者的声音：尼罗河培育的生死观》一书中，大城试图从比较考古学、比较人类学、比较历史学的综合角度人手，对比古埃及与古希腊、基督教、尤其是日本等文明的生死观进而来理解古埃及的生死观。在结论中作者认为，对于多神教背景的日本人，古埃及的生死观并不难以理解，同为农耕文明的二者在生死观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在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并没有像一神教一样截然分开对立这一点上。对于日本，作为生存环境的海岛带来的狭小缩进了生死两个世界的距离;对于古埃及，沙漠的包围带来了同样的影响。此外，从立足日本史的角度而言，《某具木乃伊的履历书》这部讲述木乃伊与日本历史文化关系的著述亦值得关注。然而总体而言，近藤、河合等日本埃及学家所期待的“日本的埃及学”即埃及学的日本本土化研究目前依旧寥寥无几，对于其未来发展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针对学科划分带来的困难，近年来亦有学者尝试寻找新的角度。如大城则道试图从“世界史的源流”这一角度定位古埃及的历史。大城認为，比起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在世界史中的地位被低估了——古埃及作为“场”对于犹太教（以致基督教）的影响、亚历山大城作为地中海世界知识核心的地位等。这种新的定位显然是对以前埃及学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突破，与国际（欧美）埃及学的发展趋势一致。然而大城并没有将《古代埃及文明：世界史的源流》一书的主题上升至整个埃及学的层面，而是将讨论限定在日本的背景中。大城指出日本的“世界史”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制改革中东洋史和西洋史的合二为一。然而在世界史的教科书中，古埃及史所占篇幅非常有限，与古埃及真正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符。大城希望借此书重塑读者对于古埃及在世界史中的定位，而同时这种“世界史”的角度又似乎为日本埃及学的定位问题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解决思路一在重新评估古埃及历史地位的基础上，突破西洋一东洋的对立划分，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古埃及。似乎与这样一种思路相呼应，近年来日本埃及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研究专著。如《古代埃及文化的形成与扩散——尼罗河世界与东地中海世界》试图探究古埃及本土文化与地中海其它文化间的互动;《托勒密王国与东地中海世界：希腊化王权与狄奥尼索斯主义》的论述主体是托勒密王朝的王权，然而该书并未将托勒密王朝限定在埃及，而是将其作为“东地中海沿岸的领土国家”加以论述。区域性研究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学科划分的弊端，但是对于语言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如长谷川奏的《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埃及·物质文化研究的尝试》一书以作为地中海世界物质文化展开的关键之一亚历山大城为核心。针对前文提及的古代史研究中的语言障碍，长谷川提出了以考古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点的“物质文化研究”，通过探究“人一物关系”的变化发现历史变迁。这种规避文字资料、转向器物研究的思路与日本埃及学界热衷“埃及考古学”的原因如出一辙。当然文字相关的研究在日本并没有被彻底无视。“象形文字具有与汉字非常相近的构成。成长于汉字文化中对于研究埃及文字绝不是减分项。活用日本特色一定可以做出前所未有的埃及学研究。”虽然近藤颇为自信地认为日本学者会在古埃及（文字）研究领域做出独特贡献，但是目前日本埃及学的文字语言研究仍在沿用欧美学者的语法体系，尚未出现颠覆性突破。

　　对于语言问题有意无意的回避似乎显示出日本埃及学界“保守”的一面，然而在大金字塔调查带来的名声大噪之后，各种国际学术交流中不乏日本学者的身影。如2000年有6位日本学者参加了于开罗举办的第八届埃及学家会议;2005年筑波大学学者永井正胜参加了古埃及语国际会议;2003年早稻田大学博士在读的白井弥生与白井则行参加了第四届埃及学研究生论坛。学术会议之外，留学亦是日本埃及学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日本学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开始赴海外学习埃及学。有留学经历的自不必说，如今执教于各大学机构的日本埃及学者中，获得过海外埃及学学位的亦不在少数。整体而言，日本埃及学界是开放和国际化的。就内部而言，虽然早稻田大学及其开展的埃及考古项目在日本埃及学界的地位无法撼动，但是日本埃及学还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方面近畿大学、驹泽大学、东日本国际大学、关西大学、金泽大学等都有专攻埃及学的教员，筑波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京都大学等都派有调查队在埃及进行考古活动;另一方面古埃及相关的论文、书籍也没有囿于考古学，文字、宗教、艺术研究等领域都有涉及。

　　专业研究之余，关于日本埃及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在于古埃及藏品收藏。与中国国内古埃及藏品数量稀少且公开极少的情况不同，虽然与欧美各国的藏品在数量、质量上仍有较大差距，日本国内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古埃及藏品。早年撰写日本第一篇埃及学论文的坪井正五郎曾于1911年到访开罗，并为东京帝国大学带回了埃及藏品。“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曾于1913至1916年师从皮特里于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考古学。而后回国担任京都大学校长的滨田为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调查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作为回报，京都大学得到了英国埃及探索协会的出土品。从个人收藏角度而言颇为瞩目的收藏家包括艺术家梅原龙三郎（1888-1986年）、古美术商石黑孝次郎（1916-1992年）、学者铃木八司等。此外，收藏者对于将藏品内容整理出版、公开展览以展现古埃及文明魅力这一点十分热衷。近年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收藏者当属菊川匡（1965年-）。菊川于2000年至20¨D4年四年间在日本国内收集了281件藏品，其藏品以小件物品为主，年代纵跨整个古埃及文明时期，被学者近藤二郎誉为“（日本国内古埃及藏品中的）第一级藏品”。以个人收藏为核心，在博物馆进行展示是日本古埃及藏品收藏界的特点之一，如日本冈山县仓敷市的大原美术馆展有其创立者大原孙三郎（1880-1943年）于上个世纪20年代委托西洋画家儿岛虎次郎（1881-1929年）于欧洲收集的古埃及藏品，而儿岛的个人藏品则由其故乡冈山县的成羽町立美术馆保管;1975年开设的松冈美术馆以实业家松冈清次郎（1894-1989年）的收藏为母体，展有质量颇高的古埃及藏品。日本埃及学的发展已有约百年的历史，在考古实践、文献研究、人才培养、本土化与国际交流、藏品收集等相关领域都具有了一定基础，可以说在基本框架上已经能够与欧美国家并肩而立了。

　　三、结语

　　由于文化上的疏远、语言文字上的陌生、甚至学科出版物获取上的困难以及国际学术出版上的边缘化，中日两国在作为“舶来品”的埃及学领域面临相似的问题，故而日本埃及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或许可以为中国埃及学提供一些经验。然而二者在一些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由于埃及学在中国从属于（世界）历史研究，学者们多关注文献学、历史学领域的问题并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框架。从专业的历史学训练的角度而言，中国学者并不逊色于欧美学者，但同时由于极少涉及考古学的相关训练，无论在使用实物材料还是田野实践上中国埃及学都较为薄弱。这一点与日本恰好相反。“虽然在日本在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框架下学习埃及学十分困难，但是通过考古学则较为简单。”以考古享誉埃及学界的早稻田大学正是因此成为培养日本新一代埃及学者的中心。2015年12月5日至2016年1月30日，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博物馆举办了“早稻田大学埃及调查50年的脚步”（早稻田大学）专题展，以纪念早稻田大学（亦是日本）埃及考古开展50周年;而在日本埃及考古进入第50年的2016年，中国学者才刚刚首赴埃及进行考古。截至2019年3月，日本在埃及有7个考古项目，居亚洲国家之首，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埃及学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而同为亚洲国家、缺乏埃及学根基的日本的埃及学的发展历史与成就或许可以为中国埃及学者提供些许参考与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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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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