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川黔古盐道上的盐夫初探

　　摘 要：川黔古盐道上的盐夫，与农民一样，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类专门职业劳动者。这种靠人力肩挑背负运输食盐的职业或从业者，是历史的产物，在现代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只能从一些史料或者照片中看到：他们身穿麻布长衫，头缠青布，脚穿草鞋，背着一个大篓筐，手拿一根杵地杖，穿梭在贵州崇山峻岭之间进行运盐活动。对盐夫进行历史研究，不仅能丰富贵州盐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丰富贵州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关键词：清代 川黔古盐道 盐夫

　　《文史天地》原名《贵州文史天地》，创刊于1994年，由文史委所办之《贵州政协文史资料》更改刊名而来。2001年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文史天地》，从刊名上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关于中国盐业史、盐文化的研究，学术界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丰富。自民国时期开始，即有林振翰编著的《川盐纪要》1、曾仰丰的《中国盐政史》2、欧宗祐的《中国盐政小史》3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有吴慧著《中国盐法史》4、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5、黄国信的《明清盐史诸问题研究》6等。关于贵州盐文化的研究，则有龚锐、胡洪成著《乌江盐油古道文化研究》7，赵斌、田永国著《贵州明清盐运史考》8。这些专著的研究方向大多放在中国盐政的改革、食盐的买卖、产制、运销、盐运古道周边的一些文化现象等方面。

　　关于川盐古道上的盐夫，学界也有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关于盐夫的形成原因的研究，有满黎、杨亭《消失的背夫：对巴盐古道盐运主体的人类学考察》9，李郭《川鄂古道石柱段的盐运文化及国家力量的渗透》10，罗秋香、杨亭《巴盐古道的商贸体系化研究》11，周琍、龚丹丹《粤东客家挑盐客与盐业文化传承研究》1等，他们认为当时当地交通不便，贫穷人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是盐夫产生、盛行的重要原因。关于盐夫的构成与分类研究，则有李郭的《川鄂古道石柱段的盐运文化及国家力量的渗透》、杨亭的《清代民国时期川鄂盐运群体及其盐业贸易》2、庞广义的《“挑南盐”与区域社会的变迁——钦廉盐业史研究系列之二》3等。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川盐古道盐夫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尚未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也并不多。从对川盐古道盐夫研究内容来看，对盐夫的研究集中在盐夫形成及兴盛的原因、盐夫的组织、盐夫对社会的作用等方面;从区域研究来讲，学术界对川鄂古盐道和闽粤地区的盐夫研究较多，而对贵州部分则关注不足。

　　川黔古盐道是川盐古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在贵州境内。贵州跬步皆山，素不产盐，所食之盐均赖外省输入。特别是在清代，川盐基本上垄断了贵州盐业市场，贵州人所食的川盐都是靠川黔古盐道上的盐夫背运入黔。川黔古盐道上的盐夫4对解决贵州人的食盐问题功不可没。但在贵州盐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关于贵州盐夫研究成果又非常少。笔者不揣冒昧，拟对川黔古盐道上盐夫群体进行探微，以此抛砖引玉。

　　一、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概况

　　“盐夫”又被称为“背夫”“背子客”“力夫”“力脚子”5。它既是一种从事食盐搬运(长途或短途)劳动者的称呼，与盐商、船夫、纤夫一样，是食盐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又是古盐道上食盐运销过程中从事食盐搬运职业的代名词，是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的产物。

　　(一)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的来源

　　清代贵州省的盐夫来源和其他地区基本一样，大多是由一些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构成。但须注意的是，贵州盐夫中还有大量的贵州少数民族贫苦民众。

　　清代的大定府(府治在今贵州省大方县，所辖区域为今毕节市)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许多少数民族因家贫而走上了背鹽的道路。“然而民多贫者……故无恒产者日穷而日甚，转移执事，惟有负盐一役而已。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6。“种庄稼难以维生，中青年男子常受雇于商家，背运盐和酒”7。清以前，在黔中、黔南、黔东南这些地区普遍都存在少数民族人口多、汉族人口少的情况;清代，“苗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8，他们为了生计常常外出谋生，比如背盐等。“这些职业的存在一方面缓解了水上盐运周期性涨落引发的不便，另一方面解决了周边地区贫苦民众的生存问题”9。可见，在清代的贵州盐夫中，少数民族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巴盐古道属于川西南少数民族，它是土家族人民背出来的盐道”10，贵州的情况也基本一样，贵州的各条盐运古道都有贵州少数民族民众的身影。

　　(二)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组织

　　盐夫大多是社会底层民众，他们生活艰难，收入很低，经常被欺负，许多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盐夫群体为了互帮互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工作中建立起了一些专业组织。

　　“金火帮”的形成。食盐在贵州是一种稀缺的政治商品，非常珍贵，以至于贵州某些地区有“斗米斤盐”之说。盐夫在背盐途中，盐商为减少食盐的消耗，都会在盐块底部铺垫稻草，当食盐运抵目的地时，这些稻草或多或少都会粘上些许盐灰、盐粒，“盐船主们也知废弃的盐草和坏盐堪中含有一定盐分，但量小利薄，还不及自己在猿猴装运粮食、煤炭、石灰等货物利润大，且让自己来处理则费神又费时，将其作价卖掉，还可得小钱来补充行船开支”1，于是盐夫们便购买这些盐草，然后用熬制法将盐熬出，以谋取些许利润。熬草出盐之后必然牵涉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这些盐夫们又自行组织“金火帮”完成食盐利润的二次分配，而且在背盐途中的这些盐草虽然含盐量少，但是毕竟有盐，因此许多人都会觊觎这些盐草，盐夫们为了利益不外流，自发形成民间组织，这也是“金火帮”形成的客观因素。

　　“盐帮”的形成。在背盐途中，为了更好协调盐夫之间的劳逸关系，在川盐运黔的各条运输线上都有“盐帮”组织。如在“永边盐道”上，每天约近千名运盐工人，到岸口叙永运盐，每人负盐在八十到一百斤左右，个别身强力壮的可以背一百多斤，如此庞大的队伍行走在川黔盐道上，需要有一个组织和头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些盐夫一般都是以十余人到二三十人为一个单位，称之为“盐帮”，每个“盐帮”都由一个人负责率领，称为“领帮”2。“领帮”的义务除一起跟随队伍背盐外，还兼有运盐路线的选择、面对盐运途中突发情况的紧急处理、协调各个盐帮之间运盐先后的问题和选择晚上住宿等义务。

　　另外，盐夫们所以形成十到二三十人的“盐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贼。“一张运单的盐额，有时要几十个背夫才能运走……加之盗匪横行，如被盗窃就更是一言难尽了。罚款、赔偿损失，一时无力偿还则长期以劳役抵补等等”3，“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4，盐运路上盗匪横行，盐夫们只有组织起来，以人数的优势抗击路途上的劫匪。因此，盐道上的盗匪横行也是促成盐夫形成“盐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贵州盐夫群体形成诸多帮会组织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盐夫活动主要场所

　　盐夫们的活动场所通常有两个，第一是港湾码头，第二是驿运官道，清代川盐运黔需要水陆合运，需要在码头装卸货物和休整，如“仁边”赤水港和“土城港”。“赤水港，全省第一大港，位于赤水河下游之赤水县城，距河口(合江)五十四公里。明末清初，川盐由仁岸内运止于仁怀厅(今赤水县)，即取道陆路，河东沙湾成为盐船主要码头。清乾隆十一年(1746)，赤水河上、中、下游航道开发，赤水港逐渐形成。光绪五年(1879)，川盐实行官运商销，于是赤水河再经整治，货运量大增。下游舵船与上游梢船在此换装倒载，一时繁荣兴盛……港区从事装卸搬运的帮口、工夫常达百余人”5。“土城港，赤水河系港口，位于赤水河中游之习水县土城区，距河口(合江)一百二十七公里。光绪五年(1879)，有风溪口及癞子岩码头……有盐仓容量一万吨。专业装卸工数十人”6。 又如“綦边”古南码头，“解放前力伕较多……有力伕三百馀人，搬运装卸盐、油、酒、布、百货等物”“盖石洞码头……在此处提驳转航的力伕日有二百一十人”1。可见，在清代，盐夫已经成为川黔盐道各个码头装卸搬运食盐等物资的主力军。因此，川黔盐道中的各个码头已经成为贵州盐夫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

　　驿运官道是盐夫进行运盐活动的必经之路。贵州跬步皆山，因此陆路交通非常困难。明清时期，朝廷都大力开拓贵州，修建贵州的道路，在贵州各地设立驿站，使贵州的交通有突破性的进展。据统计，在清末时期，贵州地区共有省际驿道干线四条，通往各府、厅、州、县的大道有三十六条，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驿道交通网络2。盐夫正是通过这些道路将川盐运到贵州各府州县地区。如“綦边”的盐船在松坎靠岸卸盐之后，由两条陆路进入贵州，第一条由松坎马驮人背经川黔大道运到遵义，另一条由石磕镇经小道运入贵州正安县3。另外，这些进行背盐活动的盐夫人数众多，比如刚讲到的松坎到遵义、正安的两条道路，经常就有一千多人从事背盐活动，又如“永邊盐道”，“其时，每天约近千名运盐工人，驮马一二百匹来叙永运盐”4。再如贵阳作为贵州省省会，“在清朝及民国前期，不论早天晴或下雨，每日下午均有运盐的马驮人挑结队而来下盐入仓，车水马龙，备极兴盛”5。

　　总之，不管在贵州的码头还是在驿运官道上，都能看见贵州盐夫的身影。他们用血肉之躯承担了贵州人食盐的重任，将食盐源源不断地运往贵州各地，解决千家万户的食盐问题。

　　二、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特点

　　(一)盐夫身份的流动性

　　清代贵州盐夫身份及构成具有流动性，盖因背夫中既有专职背盐者，又有临时背盐者。贵州一些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参与到背盐活动中，“川黔边界上成千上万的穷苦农民，为了衣食所迫，世辈充当运盐苦力”6，这是盐夫的专职性。但是毕竟盐运是艰辛的，一些盐夫在背盐途中如果实在撑不下去又或者是生病，可以出钱雇佣盐道周边的人们替他们背一段路程的盐7，从这可以看出，在某种情况下还存在着一定的临时背盐者。这也正是“盐夫”身份流动性的一大因素。

　　盐夫这种职业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与其他职业身份相互转换。如在“綦边盐道”松坎到遵义和正安的两条陆路运输线上，大多数盐夫都是由农民组成的，农闲时运盐赚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农忙时便回村做活8。可以看出，贵州的盐夫群体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专职的盐夫世代以背盐为唯一职业，而一些有土地的农民在农闲时节也会参与到背盐活动中。因此，参与背盐的盐夫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职业。

　　背盐的活动也并不是在固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綦边盐道”的盐夫在松坎运盐到贵阳后，在回城途中会带着当地少数民族土特产运到重庆去销售;而且盐夫运盐的路线也不是一定的，比如这次运盐是松坎到正安，下次运盐或许就是松坎到遵义。综上所述，贵州盐夫这个职业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并不是以一个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盐夫的聚众性

　　背盐所需的人力是众多的，这一点从食盐的运销量上就很容易推断。清代川盐占领贵州大部分市场，盐运量剧增。乾隆时期川盐行黔引五千八百九十六张9，到丁宝桢督川，改食盐商运为官运时，增至一万零六百八十五张1。如果依照雍正年间的规定，水引每张配盐五十包，每包一百一十五斤计算2，乾隆年间配行贵州省的食盐为每年三千三百九十万二千斤，到了光绪年间达到六千一百四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斤，清代食盐私自加斤情况较多，因此，实际盐斤数应该会更多。而如此多的食盐都仰赖于盐夫将食盐在指定时间运输到指定销区，所以对盐夫的需求量很大。据史料记载，“永边盐道”叙永岸局每天都有近千民运盐工人到叙永运盐3，“綦边盐道”松坎到正安和遵义两条食盐运输路线经常都有一千多盐夫忙碌在盐道上4。在一些码头上，也有许多“力伕”常年忙碌在食盐装卸工作中，如“綦边盐道”，在清末民初时期，古南镇码头有力伕三百余人，东溪镇太平桥码头每日有二百多力伕搬运装卸盐，而且是常年不断5。盐夫一般都是以十余人到二三十人为一个单位(组成盐帮)，人多才有安全感。

　　(三)盐夫生活艰辛困苦

　　背盐活动是非常艰辛的。“川黔边界上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为了衣食所迫，世辈充当运盐苦力，以求一饱。他们不分寒暑，负重百斤，终年回旋于悬岩绝壁之上，穿行于风霜雨雪之中，如蜗牛走壁，三步一拄，络绎于途”6。又据清代桐梓县人侯树涛《松坎小河修路碑记》记载“松江(指綦江上游松坎河)之右有古路，不知修自何时，自芭蕉塘逾干窝沟而下直达小河，毘连大竹坝、旺草、绥阳，中逵四达，綦岸盐商贩运销售必经此道……近因山石崩摧，突怒窍穴，历年既久，坍塌更多，遇天阴雨湿则滑草，晴霁则又滑沙，临高而俯视，绝壑千尺，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股慄，稍一蹉跌则陨坠堪虞，行旅往往视为畏途，有裹足不前之慨”7，这是盐运途中道路的艰险。

　　盐夫背盐也受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在食盐运输途中或偶遇大雨，食盐被雨水淋化，或遗失盐包，到了指定交盐地点差了秤，即被抓去官府责令追赔，若赔不出只有先请保，用下次运盐的工资补偿8。可见，盐夫这个职业在运盐途中随时都会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的影响。

　　盐夫运盐还时常受到盐商和官员的剥削。如“永边盐道”的盐商为了让盐夫多背盐而又不想多付运费，创造了“河路盐”，即在每一包盐中加盐两斤，“是盐号在发盐时暗中加的，运盐工人根本不知道”9，这无疑增加了盐夫运盐的负担。

　　三、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的形成原因

　　清代作为贵州盐业市场主导者的川盐，进入黔境都依赖于这些盐夫夜以继日的背盐活动。为何这一时期，贵州出现大量的从事盐业运输的盐夫呢?笔者试对贵州盐夫群体的形成原因做分析探讨。

　　(一)贵州盐缺价高成为盐夫产生的经济条件

　　贵州是全国不产盐的少数省份之一，人们所食之盐，全赖周边省份供应，尤其是四川的井盐。清代的贵州虽然有大量川盐进入，但是在贵州各地普遍存在盐价居高不下的情况，特别是黔南、黔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比如南笼府(嘉庆时改为兴义府，治今贵州省安龙县)所卖盐价就比一般市场价格高出二到三倍之多，“近年来，如贵州省所卖川盐向日每斤价值二分，今卖至四分或五分，至如南笼一代地方，去川路远，每盐一斤卖至八分或一钱，贫薄之民竟有终年淡食者”1。所以一些贫困的民众为解决自家的食盐问题，也渴望从事背盐活动。清朝时期，在运盐途中盐块或受潮或是其他原因会减少重量，因此政府也规定每包盐有额定的卤耗。另外，清政府也规定，在盐运途中，盐夫是可以适当消耗部分食盐当做盐运途中的补给的。

　　另外，由于食盐稀缺且珍贵，背盐有较为可观的收入。“由松坎到遵义，需时五天至六天，每包盐(一百六十斤)运费(运费按当时生活而定)为盐九至十斤”2，“当时，男女老少都有参加运盐者，每天人数在一千至二千。他们每背一包盐(八十公斤)可从中赚得运费盐一点五公斤，能换回大米约二升(每升重二公斤)”3。可见，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加之贵州本地不产盐致使盐价高，贫苦老百姓买不起盐，就只能去参与背盐活动以获得盐货，而且盐又能换回米粮维持生计。这为那些贫苦的人们冒千险经万难而去从事背运食盐提供了经济动力。

　　总之，人們生活困苦，没有更好的谋生方法，进而加入背盐行列。“背盐”行程既苦累且充满危险，但是如果成功了(当然成功平安背盐回来的可能性也还是很大的)，也能一定程度地解决自己吃盐和吃饭问题。所以，他们从事背盐活动，也是立足现实而选择的一条迫不得已的出路。

　　(二)交通不便是盐夫产生的客观历史因素

　　贵州跬步皆山，民间俗语称其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4。清代，川盐入黔形成“仁、綦、永、涪”四大边岸，川盐经这四条运输线可达贵州全境，四边岸首先是经水路运输，“仁边”依靠赤水河，“綦边”依靠綦江，“永边”依靠永宁河，“涪边”依靠乌江。虽说“在现代交通还没有兴起之前，水上运输是最经济也是最便利的运输方式”5，但是受制于清代航运技术与河道条件的局限，“仁边”盐船只能航运到贵州茅台镇，“綦边”只能到贵州松坎镇，“永边”只能到四川叙永县，“涪边”只能到重庆酉阳龚滩。因此，当盐船抵达上述四个县城后就只能卸盐改用陆运，而且陆运路程明显比水运长，陆运就必须用人力，贵州又是山区，用木车或者牲畜拉车显然不合实际，所以以人力肩挑背负就成为陆运中的最主要的方式。可见，清代川盐占据贵州市场，这就为贵州盐夫群体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1949年后，因交通的发展，公路的修建，铁路的开通，运盐方便，盐夫很快就失业且从此消失，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贫穷是盐夫产生的重要原因

　　当时盐夫背盐的情况，正如清末诗人罗剑僧曾写过一首关于“仁边盐道”盐夫的诗词《负盐叹》6，诗中写到“负盐男、负盐女，男女老幼同一体”，又写到“壮夫二百斤，健妇百零斤。懦夫半包百斤重，老妇肩头四十斤。可怜蓬户女，钗横鬓乱行无已。八岁谁家乳臭儿，背夫廿斤程百里”“但求釜底有炊烟，那识人间富文绣。吁嗟乎，何太苦，贫民生计阿谁补?岂无农耕意，力锥苦无地。岂无远贾心，资本费经营”。可见，在清代，贵州的盐夫均是由贫苦老百姓组成的，这些人因家贫，又失去赖以为生的田地，因此只能以背盐为生，不管是男女老少，只为求得“釜底炊烟”，满足温饱即可。

　　四、清代川黔古盐道盐夫的历史作用

　　贵州的盐夫是时代的产物，对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的“盐贵淡食”问题

　　清代的贵州盐业市场普遍存在盐价高的情况，而且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食盐情况是“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人们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浆，竟不食盐”1。可见，盐价高导致了贵州人食盐困难。如何解决贵州盐价高的问题呢?清代的一些官员认为导致贵州盐价高是因为食盐的运量不足。乾隆六年(1741)，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称：“盐为民生日用所必需，宜平价以便民……贵州省所卖川盐向日每斤价值二分，今卖至四分或五分……岂昔日之盐有余，今日之盐不足哉。”2商品价格的高低与供求密切相关，在一定时期内供不应求则价高，供大于求则价低。因此，胡定多次上奏清廷向贵州省加引。食盐运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川盐入黔更依赖盐夫的运输。盐夫所背食盐多少，则直接影响人们购买食盐的数量。从这个角度讲，盐夫背盐对改善贵州“盐贵淡食”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有利于社会稳定

　　“盐贵伤民，无盐则乱”3，盐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商品，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又服务于政治，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清代，川盐占据贵州市场，川盐的输入又仰仗于盐夫夜以继日的背运。盐夫的辛勤运输使得大量的食盐顺利进入贵州社会，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苗族，“苗族地区不产盐，历史上常受缺盐之苦，汉、唐以来的许多暴动，都是因封建统治者断绝食盐供应而引起的”4。因此，食盐对于贵州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作用。

　　盐夫职业群体的兴起，为贵州人们，特别是普通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盐夫大多是由那些失去土地或资金缺乏的贫苦老百姓组成的。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土地作为农民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失去土地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断绝，即失去了谋生手段。在土地兼并的形势下，许多老百姓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从而走上了背盐的道路。这份工作使得他们得以在社会立足，获得必要的生活来源，不会成为社会上的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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