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研究

来源：博源学术分类：电子论文发布时间：2020-04-02

　　摘要：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理论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思想为指导，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技术、文化、安全的重要论断与中国管网治网经验的融合。互联网传入中国20余年，党和政府通过思想引领、技术支持、人才培养，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之路，但还存在着一定的难点与不足。为此，要不断推进网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加强对各种文化思潮的研判，消除治理的滞后性;总结国际治理经验教训，寻求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科技与人才双突破。

　　关键词：网络文化安全;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2-0057-06

　　《信息通信技术》（双月刊）创刊于2007年，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英文科技期刊。办刊宗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反映国内外信息通信技术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信息通信技术交流平台，推广先进信息通信业务和应用，为我国建设信息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服务”。

　　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最主要形态之一，是在互联网领域国家和民族文化主权得以捍卫、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状态，已成为国家安全诸多变量中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网络安全和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审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战胜一切艰难困阻，取得一次又一次历史性胜利的法宝。同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文化、技术、安全等的重要论断，对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治理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审视

　　马克思认为，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同时也对其有着能动的反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人们过分地追逐物质财富，使得人文精神日渐衰退，文化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网络社会，这一文化异化的过程充分表现为，一些消极网络文化逐渐消弭了社会公共道德评价标准，使人们更倾向于注重自我的個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以及对崇高精神文化的追求。与此同时，西方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不断削弱和考验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主流作用。网络文化的不良发展对先进文化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会带来严重影响。

　　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是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和存在，他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他认为，历史活动的本质是实践的，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实践中，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基础。同样的，网络技术推动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对于网络文化来说，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在网络社会里，人们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各种思想文化信息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价值体系，冲击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些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对于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那些错误、腐朽的思想观念则有可能侵蚀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对于网络技术的运用，我们必须格外慎重，取其优势来服务网络社会，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加大力度进行治理。

　　（二）治理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审视

　　马克思在描述中英鸦片战争时写道：“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而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4]691奴隶贸易摧残的是非洲人的身体，而鸦片的输入击垮的是中国人的灵魂。可以说，随着资产阶级文化的全球扩张，亚非拉人民不仅遭受了残酷的物质剥削，更遭受了深重的精神压迫，他们在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下，心灵遭受摧残，在痛苦与绝望中放弃抵抗，更谈不上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维护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道德领导的形式中。”[5]无产阶级想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单纯进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行的，还要重视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夺取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领导权，才能最后取得胜利。由此可见，文化安全的实质是国家安全，摧毁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消灭这个国家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要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也必须掌握其文化的领导权。网络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在互联网领域的特殊形态，不仅具备了文化的一切特征，还能借助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优势，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纵观几年来在中东地区发生的多次颜色革命，如“阿拉伯之春”、伊朗暴乱等，互联网在其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网络文化安全必须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网络文化安全的治理必须作为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实施。

　　文化安全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认为：“一个阶级（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99统治阶级的思想借助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可以上升为一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即国家意识形态。它不仅决定着国家文化的性质和基本价值取向，还能反作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维护和巩固统治者的既有地位。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统治者执政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在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中东地区不重视网络文化安全，归根到底是没有能力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任由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充斥网络，荼毒民众的思想和灵魂，才导致颜色革命的爆发，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加剧。可见，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关键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让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本国家、本民族手中，而不能够任由外来力量干涉。

　　二、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现状

　　自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传入中国，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就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文化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的时代背景和治网经验，形成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之路，为抵制境外不良文化入侵，促进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当前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治理举措

　　1.思想引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在传播思想、引领舆论、塑造品格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形成马克思主义主流网络文化，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高地。党的十六大就对互联网的性质予以了定位——“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7]，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整治工作。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但是党和国家重视网络文化建设的工作思路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此外，报告还专门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1]。另一方面，在不断完善网络文化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公民的网络表达权，维护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力图将网络打造成多元文化交流沟通的平台，以形成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江泽民曾指出，信息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要加强规范，依法管理，保障和促进我国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8]302。2013年7月，我国第一部关于网络文化管理的法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出台，在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和政府还将互联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来进行建设，积极构建党委、政府、企业以及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网络文化治理环境，明确网络参与主体的职责，强调网络安全建设的齐抓共管。与此同时，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适时开展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引领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江泽民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互联网）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8]94“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網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问题。”[9]263掌握斗争主动权是江泽民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干部主动作为，对维护我国网络文化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管理，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对错误思想敢于亮剑、敢于斗争。”[10]可见，加强网络阵地意识、加强思想引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同网络落后文化作斗争是我党网络文化工作长期践行的政策主张。

　　2.技术支持，研发网络治理高端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对社会的变革起到关键性作用。网络技术是应对网络病毒、垃圾信息、黑客攻击的必要准备，是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有效保障。然而，我国的互联网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还相对薄弱，在网络安全防护方面尚不具备完全自主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建设网络强国提上日程，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11]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互联网技术创新，鼓励网络科技自主研发，在抵御网络外来入侵，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监管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党和国家各部门密切关注网络文化的监测与管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投资了1.5亿元人民币设置人员编制，通过人工方式对我国主流网络媒体进行监督管理[12]。以华为、百度为代表的民族互联网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了一系列互联网科技成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垄断，很大程度维护了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对助力建设文化强国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3.人才培养，建设网络治理优秀团队。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对网络文化安全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培养网络文化安全人才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习近平就网络文化安全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11]强调将培养和引进相结合，不断发挥教育优势，培养出懂技术、善创新的优秀人才，还要发挥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鼓励优秀网络人才回归，吸引海外人才来华，以形成高质量的网络人才队伍，为核心技术的掌握奠定人才基础。在培养和引进人才的过程中，习近平倡导解放思想，不拘一格，慧眼识珠，并要具备全球视野与国际眼光。网络文化安全建设需要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文化学的复合型人才，对政治素养和技术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一是从学科教育入手，在高校开设互联网技术相关学科。如2017年，教育部增设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网络与新媒体等新学科，适应我国网络技术学科发展的需求，有利于网络文化安全人才的培养;二是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网络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提高其政治素养，以应对多元化的网络文化发展需求;三是从人才培养和引进入手，加大网络安全研究方向公派留学力度，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优秀网络人才。一系列人才培养举措的实施，有效推动了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

　　（二）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

　　1.网络文化多元并存，弱化了主流文化地位。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各种不同的文化在网络空间里交汇，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碰撞。网络文化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主流文化的地位也被同步弱化。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通过自身经济和技术优势，不断地向中国倾销自己的价值观念，使得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商品文化、利己文化等在中国有了不小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使得其地位受到弱化，这将直接导致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威胁到党和国家的持续发展，威胁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2.多元文化的不断交锋，加大了政府治理难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网络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成长。网络文化的交锋将是一个力量此起彼伏、不断变换的过程，当主流文化占据上风时，必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进步;当主流文化被外来文化或消极文化击败时，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个人的成长。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文化长期占据上风时，则会被人们想当然地当成是主流文化，进而，腐蚀人们的心灵，毒害人们的价值观。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文化时，就会加大政府的治理难度，对其治理能力带来挑战。

　　3.网络治理矛盾重重，挑战政府的应变能力。一方面，网络文化变化速度与政府及时应对的矛盾。网络文化主体的多元性导致了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且发展迅猛、形态易变，政府部门很难在制定政策时准确把握其发展方向，这就导致了监管的滞后性。政府部门往往在其已经发展变化后才制定监管政策，然而在政策制定好后，其很容易又进入了另一个形态，使得当前的政策被动失效。于是政府监管的缺位现象很容易发生，挑战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网络文化自主发展的需要与政府集中管理的矛盾。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接触网络变得更加便捷，網络文化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可以说，网络文化真正具备了大众化和平等化的特点，受众也一改以往被动接受媒体传播的特点，积极主动参与到文化的生产和发展中去，并希望网络文化的发展能够更加自主，更加符合自身需要，这一特点对网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政府不断地要提高对网络及网络文化发展的应对能力和治理能力。

　　（三）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在对本民族优秀文化高度自信的基础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政治素养和辨别能力，使其自觉抵制网络不良文化的侵蚀;通过出台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参与者的行为，从信息发布到接收全过程依法依规进行;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对网络文化进行有效干预，过滤掉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文化和有害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实力、顶层设计能力影响，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使得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难以顺利进行。

　　在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中，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普及的速度往往赶不上网民不良文化的接触速度，使得网络成为一些网民宣泄“本我”，制造并传播不良文化的平台;法律法规的有效监管速度比不上网络不良文化产生途径的增加速度，使得网络监管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做到防范于未然;科学技术的研发速度跟不上新的有害信息、木马、病毒的扩散速度，使得不良文化不能被有效屏蔽，网络文化安全仍然受到威胁。

　　三、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路径的优化与完善

　　互联网传入中国的历程就是中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思想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思想为指导，始终立足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积极探索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新路径。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13]网络文化安全是网络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此，我们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路径，为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一）推进网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入侵及意识形态的渗透、一些网民的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的扩散与放大，挑战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各种诋毁中华文化、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粉墨登场，使得国人的文化自信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增大了政府的治理难度。为此，我们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在增强网民文化自信的同时，推动网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网民的头脑、净化网络风气。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为此，我们在互联网建设过程中，要融入中华文化要素，要在社交平台、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等网络平台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宣传中华文化的优势，以培养网民文化认同感，增进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网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

　　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同我国的管网治网经验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网络文化安全工作。另一方面，要在与时俱进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开放、包容的特点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同时不断扩大网络受众范围，让更多群体和个人通过网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此外，还要注意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和新方式，充分把握不同群体的知识体系和接受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用生动活泼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达，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入侵以及其他各种腐朽思想的干扰。

　　（二）加强对各种文化思潮的研判，消除治理的滞后性

　　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为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聚集和碰撞提供了平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西方“普世价值”、新左派思潮、宪政思潮等各种文化思潮充斥互联网，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以及党和政府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能力。只有加强对这些文化思潮的分析与研判，了解其本质属性与发展趋势，认清其危害，才能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预见性，消除滞后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文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变迁的风向标，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和主张，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文化思潮就是正确的，就适合在中国发展。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文化才是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关键。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深刻影响的各种文化思潮，虽然曾经在一段时期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们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娱乐至上，崇尚“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殖民霸权的本质并不会改变，它们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不会改变。若任其在线上线下不断发展，只会将中国推入危险境地。

　　认清了这些文化思潮的本质与危害，才能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有理有据地进行抵制，并消除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滞后性。一方面，要加强广大网民的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教育，让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不二选择。为此，要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抵制网络上各种抵毁、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言论及思潮。另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网络立法，以法律手段对危害网络文化安全的行为进行惩罚，让法律武器成为确保网络文化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借鉴国际治理经验，加大支持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力度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矛盾重重，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具有普遍性。各国在加强技术研发、法律保障、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将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纳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中来，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达国家具有信息技术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成为信息富国。”[9]265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其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契机，也为我国网络科技的进步与网络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

　　科技的进步与人才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吸收英国经验，通过学科设置来完成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的创新。2012年，英国以“网络人才储备库”的形式，开始大规模培养和引进网络技术人才，并鼓励他们不断创新，为国家安全贡献力量。次年，英国政府以专款专用的形式资助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开展国家网络安全项目。2014年，英国政府授权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设立网络安全硕士学位以更好培养专业人才。我国要以2017年增设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网络与新媒体等新学科为依托，加快人才培养，并通过不断优化科研环境、加大财力物力支持，鼓励科研人才大胆创新、刻苦钻研，促进科技成果的不断转换，以此提升我国网络科学技术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还要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创建为契机，加快推进网络人才的国际交流，参与到网络高精尖技术的国际研发平台当中，共同应对网络威胁、打击网络犯罪。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整合世界资源，融合全球智慧，共享国际成果，促进我国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网络人才的不断进步，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提供科技助力与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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