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现代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之比较

　　[摘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方法之一，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文艺思潮。作为同处于亚洲的东方国家，中韩两国的现代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在其影响之下出现了许多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通过对同时期中韩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及其流变过程的比较，可以总结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异同点，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韩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 I3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3-0095-06

　　《新文学史料》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史料，刊登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时期重要代表人物的文章及回忆录，介绍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社团的活动与成就，为真实反映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提供参考资料。

　　1932年社會主义现实主义最早在苏联被提出，后由高尔基在1933年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被1934年9月1日闭幕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确定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由于苏联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中的崇高地位，使得这种文学原则和方法很快就传入了中国与韩国，并对两国现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截至目前，中韩两国学者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在两国现代文学中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中国，例如周晓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确立》一文就详细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的确立过程及其向中国的传入过程等;[1](22～32)侯敏的《中国左翼文学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之考辩》则详细地考证了中国现代的左翼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情况。[2](159～168)在韩国，相关的学术论文也比较多，例如淑明女子大学吴仁淑的硕士学位论文《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全南大学朴灿模的硕士学位论文《韩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张师善的《韩国现实主义文学论》、金镇燮的《1930年代韩国文坛的现实主义论》等论文，从不同方面和层次探讨了韩国现代文学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及影响，甚至还有一些论文涉及了中韩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方面的比较，例如梨花女子大学洪慧元的硕士学位论文《比较考察1930年代韩中现实主义展开状况》等。但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韩国的相关研究来看，中韩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方面的比较研究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中韩两国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重点与特点以及不同的演变趋势等。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论为中心对中韩两国现代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分析和阐述，进而希望对中韩两国的文学比较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与接受

　　自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文学界就特别关注北方邻居苏联的各种政治和文学动向，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高尔基等著名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和言论同样引来了中国文学界的极高关注。早在1932年9月15日，北平出版的《新地月刊》就对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进行了报道，但是真正开始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却是上田进在1933年7月31日刊发的《苏联文学的展望》一文，其后很多刊物及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介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扬1933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1](22～32)

　　周扬在文章开头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提出的现实根据与全苏联作家同盟的组成有密切的关系”。[3](21～31)他指出“拉普”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的错误，并将其概括为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周扬还一再强调，艺术讲究特殊性、独创性以及感情的传达，艺术创作有其规律，没有形式上的技巧，就没有艺术。接着，他认为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认识其本质特征，并着重强调了以下四点：1.真实性;2.典型性;3.大众性和单纯性;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

　　由此可见，周扬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将它照搬到中国，而是要消除“拉普”的影响，并从理论上将现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以及“唯艺术论”等非现实主义区分开来，重新给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当然，周扬的这篇文章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他在这篇文章中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例证来阐释自己的文学理念。同时，周扬还有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级化与简单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这一点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保持了一致，但是却与高尔基的文学观念有

　　出入。

　　自周扬之后，中国左翼文学界接受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对于政治的服务功能。例如萧三的文章《高尔基的社会主义底美学观》以及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然而，中国左翼文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在周扬以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高扬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同时，胡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胡风在《M.高尔基断片》一文中写道：

　　对于中国革命文学，不用说高尔基的革命影响也发生了决定的意义。除开指示了作家生活应该向哪里走这一根本方向以外，我想还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不要把作家看成留声机，只要套上一张做好了的片子(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背书似地歌唱;作家也不能把他的人物当作留声机，可以任意地叫他自己说话。这理解把作家更推近了生活，从没有生命的空虚的叫喊里救出了文字，使革命的作家知道了文艺作品里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不能够是廉价地随便借来的东西。第二，文学作品不是平面地反映生活，也不是照直地表现作家所要表现的生活，它应该从现实生活创造出“使人想起可以希望的而且可能的东西”，这样就把文学从生活提高，使文学的力量能够提高生活。如果我们的文学多多少少地离开公式(标语口号)和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圈子，在萌芽的状态上现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胜利，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在极少数的伟大的教师里面特别地记住敬爱的高尔基来。[4](334)

　　在这里，胡风主要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克服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等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克服左翼文学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的言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被批判为缺乏阶级立场和反对文学反映意识形态等。具体来说，胡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艺术属性本位论与毫不妥协的审美立场;其次，坚定的主体性观念及其对于人性的辩证理解;最后，对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与强烈的生命伦理意识。

　　总体来说，周扬和胡风两人虽然在文艺观的反映论、文学的党性原则以及重视形象性和典型化等基本方面取得了一致，却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周扬重在阐述现实与艺术的审美关系，强调作家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以达到对生活本质的真实反映，探讨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外部规律;胡风致力于从作家感性生命出发，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心理机制，即如何通过主体与对象相生相克的搏斗达到对生活本质的展示，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胡风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之所以与周扬之间产生差异，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十分推崇并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和五四时期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实际上，周扬和胡风分别代表了理论和批评实践的两种模式。二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坛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韩国现代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

　　中韩两国的现代社会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境遇，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是在同一年传入的，即韩国文坛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同样始于1933年，其在韩国现代的落地主要是由白铁、安漠、权焕和尹昆岗等文学先驱来完成的。

　　白铁于1933年3月2日在韩国《朝鲜中央日报》的“文艺时评”栏目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苏联文坛否定“辩证法现实主义”，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并且阐述了其理论背景和韩国接受这一理论的可能性。白铁认为，尽管世界观对创作过程有很大作用，但绝不能用世界观来代替创作方法。他在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对于韩国接受这种创作方法首先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韩国与建立了完备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不同，并不符合韩国的实际国情。

　　1933年11月，安漠在《东亚日报》上发表了《再论创作方法问题》一文，他认为，韩国文坛奉行的唯物辩证法现实主义是有缺陷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使所有的作家重新明确了创作方法。同时，安漠认为，与苏联的“拉普”相比，韩国的“卡普”组织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与“艺术家如何看待现实”相比，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如何用艺术的方法去表现现实”。[5]

　　除了白铁、安漠之外，权焕和尹昆岗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韩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尹昆岗于1934年10月在《新东亚》上发表的《苏维埃的现实主义论》一文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发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该文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心理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予以说明，使读者可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相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韩国以后，并没有被直接接受和传播，而是先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展开了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中，劳动者的心声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反映。对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在那些革命尚未取得成功的地区，不适合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赞成韩国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则认为这种创作方法并非劳动者取得社会主要地位以后才适用的，因为政治、经济的建设与文化、文学的建设并不存在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合在一起的整体运动，所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见解有失偏颇。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韩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例如，1934年5月，著名文人李箕永在《东亚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文学的时事感》一文，其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分强调世界观的重要性的作法给予了批评。当然，李箕永并不是坚决反对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主张应当慎重地接受这种创作方法，即“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并行”“世界观与创作技术并行”。[6]另外，安含光于1934年6月在《文学创造》上发表了《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一文，反对过度“神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学理论。

　　与此二人不同，韩晓于1935年7月在《朝鲜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对新的创作方法的再认识》。在这篇文章中，韩晓认为，韩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源地苏联的现实状况和经济体制都完全不同，因此无法做到全盘接受，但是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至今为止最高的文学基本理论”。再有，韓晓的文章《朝鲜文坛的现代诸相》，是韩国现代文学中全面、广泛、综合性地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各种问题的代表性文章。这篇文章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他认为，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只要认识了主观与客观、对象和认识的辩证法的统一，就能正确地理解所有的艺术理论，换言之，在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区分艺术认识和科学认识的差别;第二，韩晓在批评白铁等人对艺术特殊性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试图校正文坛的正确方向，进而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韩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第三，韩晓在论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时，提出了“创作自由”的问题。从韩晓的这篇文章来看，他更倾向于文学与政治的分离，而这一点是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所区别的，而更近于高尔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三、中韩两国接受与传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异同点

　　中韩两国现代文学都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强大影响，又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约而同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两国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和发展历程有很多相同与相似点，同时也有很多的相异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一)相同点

　　首先，传入中韩两国的时间基本相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它在被提出来之后很快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和韩国。在中国，上田进在1933年7月最早提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却是周扬在1933年11月1日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在韩国，白铁于1933年3月2日至8日，在《朝鲜中央日报》通过“文艺时评”的形式，向韩国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提出的理论背景与过程，阐述了韩国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而中韩两国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相继开始关注并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是由苏联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及其文学中的地位决定的，加之两国与苏联在地缘上还都是邻国;另一方面，中韩两国的左翼文学家都特别关注苏联的文学及其动态，希望从苏联的文学发展中获得先进的理论和经验，进而推动本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其次，在接受过程中，中韩两国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在中国，左翼文学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革命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写道：

　　“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5](21～31)

　　在这里，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排除浪漫主义，甚至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有益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周扬还认为，进步作家要在历史运动中观察现实、表现未来、挖掘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不仅要把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描写出来，还要懂得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东西。

　　在韩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争论。例如林和的《浪漫精神的现实构造》和韩晓的《文学上的诸问题》等文章都探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宋江的《浪漫与写实——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调和》一文，以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文学作品为例来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调和。还有安含光在1939年12月的《人文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逻辑关系》一文，再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调和问题。但是，从宋江与安含光的文章来看，韩国现代左翼文学家虽然也如中国的左翼作家一样重视并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认识却存在差别，即中国的左翼作家更多的是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有益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而韩国左翼作家则更多的是持一种调和论。

　　最后，中韩两国都积极地探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周扬和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虽然在文艺观反映论的哲学基础、文学的党性原则以及重视形象性和典型化等基本方面取得了一致，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对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认识。周扬重在阐述现实与艺术的审美关系，强调作家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以达到对生活本質的真实反映，探讨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外部规律;胡风则致力于从作家感性生命出发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机制，即如何通过主体与对象相生相克的搏斗达到对生活本质的展示，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韩国现代文坛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多有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李箕永、韩晓和安含光。其中，李箕永和韩晓注重二者的上升效果，而安含光则更强调世界观的重要性。同时，相对于中国来说，韩国更加强调唯物辩证法现实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有所说明，所以不再赘述。

　　(二)不同点

　　中韩两国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与认识等方面虽然有很多的相同点，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首先，从社会性质上来说，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韩国则完全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这种不同的社会性质不仅导致了两国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也导致了左翼文学家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韩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发展相对来说不如中国发展的充分，缺少了中国左翼文学那样相对宽松的环境，也没有中国发展的坚决和彻底。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在40年代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一直是左翼文学界或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唯一文艺创作方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形成了对后来影响深远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范式。而在韩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有很多作家借鉴或运用这种方法创作文学作品，但是相对来说，韩国左翼文学家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充满了调和的意味，甚至在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走向了衰落。从本质上来说，韩国现代文坛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日本殖民者的侵略和压迫有着很大的关系，即韩国的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后期受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极力打压，很多作家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描写对象和创作风格，进而也就不像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得那样充分。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中国左翼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做过细的要求和规定。在典型人物的问题上，周扬认为，从现实中所概括的典型，即便是被夸张到非常浪漫的程度，也依旧具有艺术真实性。他还认为歌颂大自然，刻画自然景致，也是浪漫主义特色之一，是现实主义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与此相比，韩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也承认作品的形式、风格和样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又对作品的倾向和创作手法作出了许多硬性的规定。

　　四、结语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产生之后就迅速地传到了中韩两国，而中韩两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曾一度十分推崇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并且在其影响下都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动了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同时对中韩两国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韩两国尽管都处于东亚地区，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基因，但由于两国现代的国情不同，所以导致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过程，乃至最后的结果都不完全相同。但是，从东亚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说，深入探讨中韩两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以及发展过程，对于研究和比较东亚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晓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确立》，《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7期。

　　[2]侯敏：《中国左翼文学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之考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3]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现代》，1933年第4卷第1期。

　　[4]胡风：《M.高尔基断片》，《胡风评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 [韩]安谋：《再论创作方法问题》，《东亚日报》，1933年11月29日。

　　[6] [韩]李箕永：《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文学的时事感》，《东亚日报》，193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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