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龙脊模式”研究

来源：博源学术分类：农业论文发布时间：2020-05-21

　　【摘要】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都是资源富集区，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多数是依靠当地的优势资源禀赋。自1999年以来，龙脊景区以龙胜县“生态、旅游、扶贫”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整合利用各类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在旅游开发管理、产业发展、文化和生态保护、脱贫致富等方面产生突出成效。我们将这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可以操作的运行体系称作“龙脊模式”，“龙脊模式”是一种民族乡村走资源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模式。

　　【关键词】民族乡村;经济振兴;资源禀赋;民族文化旅游;龙脊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1-0117-011

　　《农业现代化研究》于1980年7月创刊。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的农业科技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研究背景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他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1月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三农”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文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聚焦乡村发展，将直接缩小城乡差距，农民成为直接受益者，进而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实现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富裕是根本。一个乡村优势产业的选择，必须以当地的资源、科技、劳动力、制度、资本、文化等要素及结构为前提，各个经济体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要素优势，以形成当地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对于旅游资源富集型的民族地区乡村而言，重点挖掘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其促进民族文化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资源是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通过对资源进行开发形成有直接价值的旅游商品，能为地方旅游发展带来大的经济收益。

　　龙脊景区(也称“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景区”“龙脊梯田风景名胜区”“龙脊梯田国家湿地公园”，本文统称“龙脊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总占地面积约为70.16平方公里，范围涉及小寨、大寨、中禄、平安、龙脊、金江6个行政村，境内居民2000多户，9000多人。这里主要集中了壮、瑶等少数民族。龙脊景区在1999年充分整合了各方面资源，确立了旅游经济发展道路，历经20余年的旅游发展为当地村寨在产业培育、生态保护、文化传播、乡风建设、社会治理、村民脱贫致富等方面带来了良好的效益，总体上实现了当地乡村的全面振兴。2018年龙脊景区接待游客145.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5亿元。其中大寨村271戶1232人领取了670万元的“年终奖”，旅游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效果显著。龙脊景区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资源型经济发展道路，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性。

　　二、理论指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的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and Olin)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resource endowment theory)，简称H-O理论。该理论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以及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来解释国际贸易领域中交换的产品具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即同一种产品在生产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其成本，而成本的差异则源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是由地区间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决定的。

　　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前者如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后者包括人力、信息、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各种资源等。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各个地区只有结合自身情况，充分挖掘和发挥其资源优势，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和长期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资源禀赋理论逐步被扩展应用到其他领域。

　　对于从资源禀赋视角研究旅游发展的方面成果有不少。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杨歌谣(2019)以云南省为例，运用资源禀赋理论对其相关资源禀赋进行分析，提出基于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路径、知名旅游景点带动下的发展路径、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的发展路径，以及基于区位综合资源的发展路径。[2]胡洋(2018)从贫困度与资源禀赋度的耦合出发，探究黔西南州山地旅游扶贫开发类型，并对耦合中体现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3]张莞(2018)梳理了2001年至2018年关于“旅游资源诅咒”、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对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结论进行了述评，提出改进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4]李赛男等(2017)对渝东南地区旅游资源禀赋进行测度，将渝东南各区县贫困度与旅游资源禀赋分为四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了四种旅游扶贫模式。[5]陈林娜(2017)通过对2004-2015年的旅游收入增长率与各省份旅游资源的赋存关系分析，实证检验我国各省份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6]拓庆阳(2012)针对陕西三大区域旅游资源禀赋特点，分别提出旅游资源开发方向和重点，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和保护性的政策建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旅游资源优势整合。[7]可见，资源禀赋理论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龙脊景区旅游发展分析

　　(一)龙脊景区旅游资源禀赋

　　龙脊景区是以龙脊梯田景观资源为核心，集自然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山地休闲度假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是广西21个区级景点之一。它距桂林市65公里，321国道经过景区大门，距桂三高速公路龙胜双洞出口仅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景区由平安壮寨梯田观景区、金坑红瑶梯田观景区、龙脊古壮寨梯田文化观景区、黄洛瑶寨和入口服务区共同组成，总面积70.16平方公里。景区范围内，高等级资源富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四、“龙脊模式”的成功经验

　　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景区和村庄已经融为一体，景区的规范化管理和村庄的发展建设同步提升，互相促进。现已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休闲农业、特色手工业等百业兴旺，吃、住、行、游、购、娱旅游业态丰富，乡村美丽、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文化繁荣，景区和村寨治理有效，百姓和乐，生活富裕的良好景象。龙脊景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推动龙脊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力地带动了龙脊地区乡村的经济振兴。本文将龙脊景区自1999年以来，以龙胜各族自治县“生态、旅游、扶贫”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整合利用各类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在旅游开发管理、产业发展、文化和生态保护、脱贫致富等方面产生突出成效所形成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可以操作的运行体系称作“龙脊模式”。

　　经研究总结，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龙脊模式”的主要成功经验如下：

　　(一)充分整合相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确立了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带动相关产业协调均衡发展的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实现民族乡村经济的振兴。旅游开发后，龙脊景区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配套发展体系。

　　至2018年底，龙脊梯田景区各类住宿设施共计有400多家，约有12000多张床位，提供以木质半边楼为特色的住宿服务。平安和大寨60%农户均提供住宿服务，古壮寨40%农户提供住宿服务。少量小型高端精品酒店，一般由外来经营者经营，主要集中在大寨和平安村。

　　旅游餐饮方面：推出竹筒饭(鸡)、十八酿、龙脊土鸡、农家烟熏腊肉、竹笋炒土鸡蛋、芋头煲、农家油茶等特色菜，以及龙脊水酒、龙脊高山茶等酒品和茶礼。主要由景区和交通沿线门面摊点构成，每家农户均可根据游客需要提供餐饮服务。

　　旅游交通方面：321国道经过景区大门，距桂三高速公路龙胜双洞出口仅5公里，旅游公路直达景区，且建立了多个大型停车场(龙脊景区现有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11240㎡，大寨停车场10747㎡，平安停车场4700㎡，古壮寨景区停车场4000㎡，二龙桥停车场5800㎡ )。此外，龙脊景区大循环路二期、龙脊古壮寨电瓶车道、金坑电瓶车道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正有序稳定推进。现有多条从龙胜县城开往景区内各村寨的公共巴士线路，每天定时发送。核心景区建设缆车观光，开通阳朔—大寨、桂林—大寨和平安的直达班车，交通十分便利。

　　游览观光方面：建成有大寨金坑梯田观景区的一号景点西山韶乐、二号景点千层天梯、三号景点金佛顶以及平安壮寨观景区的一号景点九龙五虎、二号景点七星伴月等主要观景台以及生态博物馆、瀑布等游览观光点。

　　旅游购物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性和文化创意的产品，如依托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以及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红瑶民族刺绣工艺品、民族服装、民族银器饰品、竹木雕刻工艺品、编织、壮瑶养生医药、红瑶秘制洗发水等。此外，还有龙脊特产系列，如龙脊四宝(茶叶、辣椒、水酒、香糯)、罗汉果、茶油、凤鸡、翠鸭等农产品。

　　旅游娱乐情况：主要包括黄洛瑶寨歌舞表演、平安民歌堂歌舞表演和村民临时性歌舞表演活动。黄洛瑶寨每年接待游客四五十万人次，每户人家仅旅游门票分红就在1万元以上。此外，各村寨根据时令、节日等举办各项民族节庆活动，策划犁田、插秧、割稻谷、打谷子、抓泥鳅等农耕体验项目，还有银饰锻造、红瑶刺绣、蜡染、木版画、土法造纸、土法酿酒等民族民间手工艺，以及爬梯田、打旗公等体育旅游活动。

　　(二)龙头企业开发运营，居民参与式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区协作、居民参与”的旅游開发模式下，龙脊景区通过制度创新，制定利益分享机制，将门票以分红的形式分配给景区内的居民。如龙脊旅游公司根据旅游活动实际开展的情况分别与涉及的六个村寨签订旅游合作协议，其中与大寨村、龙脊村、平安村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均明确提出梯田维护费按进入该村寨的门票收入的10%支付;大寨村的缆车项目于2012年正式开放，缆车运营公司将缆车门票的4%作为分红反馈给村民;黄洛瑶寨的村民与旅游公司合作开展民族歌舞表演，其中门票收入的60%归村民所有。1同时，引导居民创业创收(自主经营家庭旅馆、农家餐饮、旅游工艺品和特产销售等业态)，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等。发展旅游20多年以来，龙脊景区的每一位居民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确保大家共同富裕。

　　从前的大寨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山村，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不足700元。2003年大寨村依托优美和谐的自然风景，以梯田农耕文化和红瑶民居为主要特色正式开寨迎客。村委与旅游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村民负责种植水稻和维护梯田，旅游公司每年将门票收入的7%返还给大寨村，作为梯田维护费。2008年大寨村首次获分红14.7万元，2009年分红15.6万元，2010年分红28万元……2018年，大寨村接待中外游客超过78万人次，当年，龙脊梯田景区大寨村的271户1232人共领取了670.6万元的“年终奖”，户均2.5万元人民币，最高达5.6万多元。自旅游开发以来，村民还通过创办农家旅馆、餐馆或者为游客提供向导或背包服务、销售民族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途径增加收入。龙脊茶、龙脊糯米、龙脊辣椒、龙脊水酒、龙脊腊肉、干笋、龙脊罗汉果等名特优农产品深受游客欢迎。目前大寨村已有180余家乡村酒店，床位近6600张，通过发展旅游，曾经被称为“空壳村”的大寨村，如今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旅游致富村”，入选了“中国经典村落景观”。村民们开农家旅馆、卖民族手工艺品、表演歌舞……家家户户吃起了旅游饭，曾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

　　黄洛红瑶寨因获吉尼斯总部颁发的“长发村”证书而名扬天下，成为龙脊梯田景区的又一个“世界一绝”。村民与旅游公司合作开展民族歌舞表演，村民负责排练和演出，龙脊旅游公司做好宣传营销引入团队游客，门票收入的60%归村民所有。2018年，黄洛瑶寨旅游总收入达500多万元，旅游分红最高一户可分到8万元，最低的也有3万元。此外，村民还利用民居办起了民宿、餐馆，利用传统民族刺绣工艺制作特色红瑶服饰、饰品等特色旅游工艺品，将红瑶的长发秘诀转化为产品进行开发(红瑶护发淘米水)，扩大了旅游增收的途径，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几年前相比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洛瑶寨的原生态长发歌舞精彩而不失本真，传统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的长发洗护产品走向全国，成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

　　(三)坚持保护式发展，景区环境和村寨建设更加生态宜居

　　龙脊景区经历了20多年的旅游发展，并没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等造成太多的破坏，反而因旅游开发得到有效的整治、保护和提升，既改善了村寨的生态环境，也提高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在旅游开发之前，龙脊梯田群一直是当地村民的生计来源，对当地村民生计安全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村民的生计主要在于“梯田”，“梯田”的生命源于“水”，而“水”的源泉来自于山顶的“森林”，“森林”的丰茂得益于村民的种植和保护，“村寨—梯田—水源—森林—村寨”最终形成一个以梯田为中心的自然人文生态平衡系统。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实践，旅游收入取代了传统农耕收入，成为龙脊景区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村民切实享受到梯田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同时也更注重对梯田生态系统的保护。此外，龙脊旅游公司以与村民签订协议给予补偿奖励等方式鼓励当地村民采用传统的农耕手段保持对梯田的耕种，严格保护生态水源涵养林，建造疏通水利工程，建造高位水池，对梯田进行冬季灌水养田的保护措施，梯田景观得以有效的保护，以梯田为中心的自然人文生态平衡系统得以更好的维持。

　　(四)多主体齐抓共治，景区发展和村庄治理有效

　　在旅游开发之前，村民是龙脊地区最大的社区主体。旅游开发初期由政府管治，随后旅游企业以及其他的经营主体加入，对于龙脊景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基本形成合力。这些主体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追求下，成了旅游兴则大家兴、旅游衰则大家衰的命运共同体。政府努力协调，公司完善管理，其他经营主体以及村民积极配合，自上而下治理有效。第一，龙胜龙脊梯田国家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积极开展景区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管，成立了景区巡查大队，保证景区的旅游秩序和规划建设的正常运行;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与龙脊景区内主要旅游村寨签订了具体的村规民约(已签订村规民约的有小寨村、大寨村和龙脊古壮寨)，从管理上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编制了龙脊景区保护和修建的相关规划，从梯田景观保护、民宿规范、建房管理、民族文化保护奖励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景区管理办法。第二，景区保洁公司在核心景区平安、大寨、龙脊古壮寨设立专门的景区环卫监督检查员，每天定时检查景区环境卫生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第三，由村民代表组建而成的房屋建筑保护委员会，对违建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寨老制是壮族的一个社会自治组织。长期以来，寨老制在村寨中沿袭，寨老在村民心目中威望很高，在村寨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五、“龙脊模式”的内涵与价值

　　(一)“龍脊模式”的内涵

　　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龙脊模式”，是民族乡村充分利用其世界重要农业遗产龙脊梯田这一资源优势带动社区利益相关者参与式发展旅游产业，并实现和谐多赢局面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导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践行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构建了资源主导型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同参与的和谐共生机制，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开发管理职责，形成了共生共建的开发合力，且通过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最终实现了共享共荣的和谐多赢局面。

　　(二)“龙脊模式”的价值

　　1. 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龙脊模式”

　　2018年，国务院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了一起。我国旅游业进入发展新阶段，文旅融合也随之迈入全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历经20余年，龙脊景区以梯田景观为基础，以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为重要依托，采用政府主导推进、企业市场化运作、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融合发展方式，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商、共建、共生、共荣，建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式开发的发展模式以及旅游红利的普惠共享机制，总体实现了龙脊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全面发展。龙脊景区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模式。

　　2.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龙脊样板”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因此，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是民族欠发达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审慎考虑的问题。首先，龙脊景区在产业选择方面定位准确，得益于其开发之初对自身地理条件、资源优势以及相关市场前景的科学评估，最终走上了旅游产业脱贫致富的道路。其次，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注重资源的保护性、可持续性利用，确保了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了一业繁荣带动百业兴旺的良好局面。

　　3.为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提供“鲜活案例”

　　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旅游环境的优化，良好的旅游环境除了自然环境的舒适，更与当地居民的支持和配合密不可分。但往往很多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导致与居民产生矛盾。实践证明，龙脊景区本着“齐抓共治·互惠共享”的理念，在政府的领导下，深化村民的自治实践，景区管理公司、村委、民间组织齐抓共管、相互配合，景区得以有效治理，利益得以共享普惠，既净化了旅游市场环境，又增强了旅游发展活力。

　　六、结论

　　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龙脊景区和村庄已经有机融为一体，景区的规范化管理和村庄的发展建设同步提升，互相促进。龙脊景区已从一个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旅游地，景区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村落都已经发展成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传承与彰显的美丽乡村。我国大部分乡村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才缺失、土地贫乏等诸多原因，实现乡村振兴时间紧、任务重。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龙脊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依托梯田文化及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能够为我国其他同类型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目前国内民族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功的还有广西三江程阳风雨桥景区、贵州黎平肇兴侗寨、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等。其中，西江苗寨自2008年以来，依托民族文化核心资源，运用高效的企业化、市场化手段，实践出一种广为人知的“西江模式”[9]。西江苗寨是一个单一民族且相对聚居的民族社区旅游景区，得益于其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建筑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出租、出售民居建筑和提供旅游表演、进行旅游就业成为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式。规模化的商业开发给西江景区、当地居民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比于“西江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龙脊模式”既带动了地方经济的腾飞，实现了对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的保护，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龙脊模式”的引导下，大部分当地居民参与了自主经营，他们利用自家房屋或者租赁的方式开办农家旅社、特色民宿、经营民族餐馆，当起了景区的“主人”，实现了从初级的“服务提供者”向高级“旅游开发经营者”“旅游管理者”身份的转变，最终实现了人的发展。总体来说，“龙脊模式”是一种区别于“西江模式”更有效的民族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美与时代：上，2017(10).

　　[2] 杨歌谣.资源禀赋视角下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

　　[3] 胡洋.贫困度与资源禀赋度耦合下黔西南州山地旅游扶贫研究[D].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8.

　　[4] 张莞.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进展述评[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8(2).

　　[5] 李赛男，李孝坤，秦娟，等.基于贫困度与旅游资源耦合关系的旅游扶贫模式探討——以渝东南地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4).

　　[6] 陈林娜.资源禀赋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7(1).

　　[7] 拓庆阳.陕西省旅游资源禀赋及开发的区域差异评价[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8] 付广华.论壮族乡约制度的起源与特色——以广西龙脊壮族为个案[J].广西民族研究，2010(4).

　　[9] 李天翼.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 吴忠军，宁永丽.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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